熊建平摄     近日，我市济阳县第三次文物普查组在曲堤镇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商代占卜用的卜骨。     该卜骨是在济阳刘台遗址发现的，经有关专家鉴定确认是商代牛的肩胛骨。骨残长9.2厘米，宽7.4厘米，厚2.5厘米。骨的左下角用刀割去一角，骨背上方有三排三纵8个钻孔，其中有6个钻孔有明显的烧凿痕迹，由于火烧力度不够，正面兆纹不甚清晰。无独有偶，在刘台村北的卜家，发现了孔子的弟子卜商(字子夏)的石碑，卜氏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占卜(算卦)姓氏，将两者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铭告诉记者，济南地区极少出土商代卜骨，这次在济阳的商代遗址——刘台遗址中发现了卜骨，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记者 钱欢青 通讯员 熊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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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文化蕴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甲骨学研究、商史研究和殷商考古。她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其研究的内容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历史文化，而研究的历史至今才100余年。一百年来殷商文化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睥国际性学问。百余年来殷商文化历史，目前根据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殷商文化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一、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1899-1928）     从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这一时期经历了文字的识读、断句、初步的考释和研究，并进行了对甲骨文的出土地探寻，确定了甲骨文所处时代和安阳小屯为殷墟所在地。     1899年，王懿荣患病欲服服龙骨，识读了龙骨上的刻划，乃是殷商时代的文字，从此“龙骨”身价倍增，小屯居民、古董商人、文人学士，竞相挖掘贩卖、收售收藏甲骨文。据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记载：从1904年冬至1928年春，有名有姓并知动身的甲骨私人发掘就有十余次。     与王懿爬山同时识读、收藏甲骨文的还有王襄（1876-1956年）、孟定生、刘鹗（1857-1909年）等人。刘鹗收藏甲骨约5000余片，1903年他选录刊印《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资料著录的第一部著作，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使古文字学家获得了研究甲骨文的机会，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了“金石时期”，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从事甲骨文收集和研究的还有不少外国人，如日本人林泰辅、英国人金璋、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加拿大人明义士。明义士（1885-1957年）原名詹姆斯·梅隆，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910年来华、1914年到安阳传教。他利用地利之便，“游于洹水南岸，考察殷墟出土甲骨文字情形。自此以后，频往调查搜求，所获颇多”，自称有甲骨5万片，实际有3万5千余片。1917年他编印出版《殷墟卜辞》，同时还出版了《商代文化---殷墟甲骨》，系统介绍了殷墟的甲骨文。     1904年，《铁云藏龟》出版仅一年，著名学者孙怡让据以研究，写出了第一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今天看来，书中多有谬误不确之处，但毕竟是第一部考释著作，仍有重要意义。     “甲骨四堂”中的两堂：雪堂罗振玉（1856-1940年，江苏淮安人）、观堂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在这一时期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罗振玉收集了大量甲骨文，并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而非其它地区，并派他的弟弟罗振常等亲友长年驻守安阳从事收集，后来他曾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1911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等著作。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位、先妣14位、人名78个、地名193处、文字485个，在甲骨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把甲骨文作为史料研究商史，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当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还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乃殷代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乃是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     二、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1928-1949）     所谓“科学发掘”，是指政府派出学术机关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掘。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是我国学者首次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对古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收获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考古史上也不多见。国外有学者曾这样评论：“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堪与苏利曼（Hernrieh Schliemam)的特洛伊（Troy）遗址发现媲美。因为这一不朽的发掘所得到的证据，使传说中的商朝成为信而可证的史实，正如苏利曼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成为真实。”殷墟发掘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轨，奠定了我国现代考古学基础，也使甲骨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规范了甲骨学未来发展道路，从而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5次发掘通过西方近代考古学和中国传统金石学相结合，从而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由于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引入了甲骨学领域，使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石学和史料学的局限，进入了科学发展时期。     15次殷墟科学发掘，共得甲骨24900多片。由于科学发掘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的记载，并伴有出土物，因此比传世的甲骨文更具有史料价值。殷墟科学发掘还发现了殷都的王宫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殷王陵和众多的一般墓葬，并获得大量的青铜器、石玉器、陶瓷器、骨蚌器等珍贵文物，为搞清殷墟的布局、研究殷商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因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曾指出：“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并且证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李铁映《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贺信》1998年10月20日）     据胡厚宣《殷墟发掘》，石璋如《殷墟发掘简表》，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等资料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中，先后参加的人员有董作宾、郭宝钧、李济、斐文中、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许敬参、马非百、胡厚宣、夏鼐、高去寻等40多人。     三、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1949-1978）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甲骨学研究进入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阶段，老一代学者继续努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言传身教，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新的学者。在殷商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妇好墓的发现、小屯南地甲骨文出土等成果丰富。在集中、整理、公布甲骨文材料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就，《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意义重大。这些成果，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第二，在文字的考释、分期断代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于省吾的《甲骨文字释林》等著作，都有许多独到之处。第三，利用甲骨文资料，商史研究取得许多新的成果。第四，安阳殷墟以外的商代遗址的发现，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商城、河北邢台藁城商代遗址等扩大了甲骨学商史研究的领域。     这一时期涌现的学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殷商文化园地里勤奋耕耘，取得许多可喜成果。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大力培养接班人，在学术领域里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之中主要有李学勤、姚孝燧、李民、裘锡圭、林沄、高明、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王贵民、孟世凯、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吴浩坤、潘悠、齐文心、陈炜湛等。同时，港台地区的饶宗、严一萍、张秉权、李孝定及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贝冢茂树、岛邦男、白川静、池田末利、伊藤道治、松丸道雄、许进雄、吉德炜、尹乃铉、刘克甫等人，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四、殷商文化全面深入研究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到来，我国学术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殷商文化研究的队伍迅速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研究的骨干和学科的带头人，许多新的成果不断地涌现，他们之中有谢济、彭邦炯、常玉芝、郑慧生、宋镇豪、王建中、刘源、范毓周、朱凤瀚、彭裕商、沈建华、王蕴智、常跃华、唐际根、何毓灵、李雪山、郭旭东等人。     这一时期，甲骨学虽然取得许多辉煌成就，但“甲骨学的研究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真正深入于甲骨研究的人会感到，这片园地虽然经过很多人开辟，仍然是满目丛莽，有好多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尚待解决。”（李学勤《序<甲骨学通论>》）这种形势为新一代的甲骨学商史研究者提供了广阔天地，他们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敢于提出和解决问题，积极进取，努力探索，很快取得丰硕成果。     这一时期，为适应殷商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发展和国内外学术联系的加强，一些研究殷商文化的学术团体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相继成立和召开。以研究殷商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先泰史学会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以及安阳甲骨学会、江苏甲骨文学会等学术团体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成立的。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于1987年，老一代学者胡厚宣、夏鼐、张政锒、李学勤、斯维至、王玉哲、田昌五、李民、邹蘅、郑振得、游寿等是学会的发起人和中坚。当时尚处中年的学者王宇信、裘锡圭、张永山、杨升南、王贵民、杨锡璋、刘一曼、李绍连、聂玉海、郑慧生、宋振豪等成为学会最具活力的骨干。2004年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宇信当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宋振豪当选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秘书长。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在安阳市及各地领导部门大力支持下，召开了一系列大型学术会议。1987年“中国殷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国内外学者120人参加会议。1989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国内外学者120人参加会议。1991年“夏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洛阳召开，1993年“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郑州召开，1998年“纪念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召开，1999年“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2004年“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等。这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不仅交流了学术，推进了殷商文明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安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经过100年的发展，在殷商文化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殷商文化学科日趋成熟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殷商文化研究领域里，涌现了一些大型总结性的著作。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12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甲骨一百年》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甲骨文合集补编》收集了《甲骨文合集》以外的全部甲骨文资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使人对殷商文化研究论著一目了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唐际根主编的《殷墟玉器研究》，刘雨、卢岩主编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宋镇豪、段志宏主编的《甲骨文献集成》，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胡厚宣、胡振宇的《甲骨文与殷商史》，宋镇豪、刘源主编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姚孝燧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等都是在殷商文化研究领域里带总结性的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上世纪80年代，在甲骨学全面深入研究的大好形势影响推动下，在甲骨文的故乡安阳也出现了一股甲骨热。安阳的文博系统、教育系统及其他相关部门，都有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在书法艺术界，更有不少人进行甲骨文书法的创作和甲骨文的摹刻。适应这种形势需要，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建立一个有关的学术团体，以加强联系、交流经验、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经过反复的酝酿协调，征得有关党政领导的支持，于1986年成立了以党相魁为会长的安阳甲骨学会。学会聘请胡厚宣、王宇信为顾问，创办了会刊《甲骨学研究》，胡厚宣亲自题写了刊名。     安阳甲骨学会创建以来，积极开展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不少会员在坚持搞好本职工的前提下，积极撰写论文。《甲骨学研究》已出版三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论文都被收入《百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多数安阳甲骨学会的会员被吸收加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并多次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版的《甲骨学研究》第三集，收入论文40余篇，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受到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的好评。     特别可喜的是，安阳甲骨学会不仅出成果，而且出人才，尤其是学会成立时最年轻的一批会员焦智勤、朱爱芹等人如今成为活跃在国内外甲骨学殷商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力量，并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所在单位工作骨干。     地傍殷墟的高等学府----安阳师范学院更是把甲骨学殷商史的研究当作自己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殷商文化研究所，不断地开展殷商文化研究。同时，还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生班，着手培养人才。现在，首批研究生班学员大都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为研究殷商文化的高层次人才。学报《殷都学刊》开辟了殷商文化研究专栏，不仅成为学校而且也成为全国殷商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工，同时也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后，学院领导对殷商文化研究更加重视，在院领导郭新和书记、骆平安院长的关心支持和直接参与下，成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并通过省教育厅验收，成为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心积极开展殷商文化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版了《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商代分封制度研究》（李雪山著）、《走近殷墟》（郭旭东著）、《河南大学与甲骨学》（郭胜强著）、《解读甲骨文》（郭青萍著）等10余部著作，在各级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级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多项。     研究中心的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现中心下设有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室、商代考古研究室、文物保护研究室、殷商文化研究、商代艺术研究室、甲骨文信息处理研究室等8个研究机构。中心有专、兼职研究人员40余人，研究人员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高学历、高职称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占绝大多数。中心主任李雪山教授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以商代分封制度和方国部族为研究方向，已完成河南省社科项目《商代分封制度研究》等多项课题，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旭东教授获得郑州大学历史硕士学位，现任《殷都学刊》主编。他以殷商考古和殷商人物及学人为研究方向，已出版《青铜王都》、《走近殷墟》等多部著作，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甲骨文与商代礼制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对安阳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十分关注，并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2005年夏，在筹建殷墟博物馆的紧张时刻，中心承担了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译注释甲骨文的任务。     目前，中心全体人员正在加倍努力，力争早日实现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使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成为全省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咨询服务基地，在整体科研水平和学科发展上达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要求。

日期：[ 2008-12-16 ] 阅读：7559

邱德修(育达技术学院应用中文系)     二十一世纪就是竹帛的世纪 。二十世纪初，日本正准备侵略中华，所以学术界放出中国历史层垒说的风声，于是在大陆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也就风起云涌地响应，认为汉籍古书大半多出自后人所伪托，于是研究者莫不大大地辨伪判真起来。像《伪书通考》、《续伪书通考》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勃发而出，所在多有。      不过，这些被怀疑、被鄙夷的古书，在二十世纪末大量竹简、帛书出土面世以来，人们又一百八十度的倒了过来，古书何尝有那么多假的呢？例如：《老子》一书，有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即知《老子》在秦末、西汉初是早已存在的子书，有了郭店《老子》三个版本，由知在战国初叶即已有了节本《老子》的出现，可见其书远溯在东周时代也许即已问世了。诸如此类，更仆难数，不胜枚举。      特别是在湖北省随便一掘地，就有一批竹简出土，而上博简就是在人民掘土挖地时被发现，载运至香港，于古董商兜售，后来被上海博物馆买了回去，数了一数，有一千二百多只战国简，不久又在香江发现了第二批，上博又再买回去，这批则有四百多只简。另外，像去年六、七月间在湘西也出土了秦汉之际的竹简二万多只，可以说地不爱宝，大量的竹帛随时随地都会从地底下冒出来。如此说来，二十一世纪怎不是竹简帛书的世纪呢!台湾文史界宜尽全力关心这种可喜可愕的大发现，如不迎头赶上，徒有汉学中心，又有何用处？     《容成氏》简     《容成氏》简整理者李零教授一共发表了五十三枚简，它是记载中国古代帝王事迹和战国时代的实物数据。在这五十三枚竹简当中，记载内容最丰富的就是关于大禹的事迹了。关于大禹治水，只见于《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唯在秦火之余，都属断简残篇，微不足道。可是，在《容成氏》简当中，作者总共使用了十八只简，一口气记载了大禹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我们过去只知道大禹治水而矣，不过，从《容成氏》的内容仔细阅读，它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告知了我们，大禹治水只是他毕生功绩的一小部分而已。     《容成氏》简所见大禹功绩     《容成氏》简的释读，我们系架构在李零教授的基础上加以展开的，没有他的工夫，也就没有今天这篇研究的成果，这是我们由衷表示十二万分感谢的。这篇在第十七简至三十四简，都是在表彰大禹的政绩。首先，谈到大禹听政三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争，简文云：     “不制兵革，不厉兵器，不磨箭头”     因为如此，所以人民个个安居乐业，生活无虞，简文云：    “田无杂草，室无空闲，关市免税。” 以上是内政方面；至于外交方面，简文云：    “大禹就山形地势、高山平原，所有可供封邑的地方，分封出去，由近而远，去苛政，行简治，就民所欲，聚集天地的大利。”     然后造成诱因，使国内人民悦治，远地的外国人不请自来，无论海内海外都请求入贡。此其一。     其次，为了掌握这些部族或诸侯，大禹为他们建立号旗，用来辨别不同，避免彼此迷惑，办法是这样的：     “东方的人民以太阳为旗章，西方的人民用月亮为号帜，南方的人民以莽蛇为表徽，中央的人民以大熊为旌识，北方的人民以鹏鸟为图志。”     这是中华民族有旗帜，有图腾的开始。     又次，大禹自奉俭约，生活纯仆，没有排场，不摆官架，例如：     “不穿鲜衣，不吃兼味，上班没有轿车，吃粗糙米饭，肉不剔骨，冬用薄裘。” 以身教代替言教，节衣缩食，勤政爱民，为人民表率。接着他实行撞鼓申讼的法律制度，简文云：     “大禹于是在朝廷建立了大鼓，供有讼告案件的人民敲打。”一听到撞鼓声，大禹连忙跑出来接受案件。即使是严冬也不敢推辞，即使是酷暑也不敢推辞。勤政爱民，替人解纷，作到如此地步了。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大禹治水了。简文用倒叙法，回溯至舜执政期间任命大禹担任「司空」一职，主要任务是在治水。据地球科学家研究结果，地球史在一万三千年至一万零五百年之间为洪水期。到了大禹时代尚有许多洪涝残存在黄河、长江两流域，他一方面治水，一方面划分行政区域，而有了九州岛的行政区域的出现。他屏障了明都大泽，开决了九条大河的阻塞，然后使得兖州、徐州可供人居住；接着疏通了淮河和沂水，使它们流入大海，使青州、莒州可供人居住；又疏通了呕夷与易水，使它们流入大海，使并州可供人居住；又疏通了三江五湖，东注大海，使荆州、扬州可供人居住；又疏通了伊、洛二水，合并了瀍、涧二流，往东注入大黄河，使豫洲可供人居住；又疏通了泾、渭二水，使之北注入黄河，使雍州可供人居住。此外，大禹又从汉水以南命名了五百座山谷，再从汉水以北命名了五百座山谷，结果使天下的人民可以定居下来。以上为大禹治水的记录。此其二。     大禹又分官设职，使他们各司所职，有点今天「权力下放」的味道。于是他一口气任命了后稷、皐陶、夔三个官员，从事三种要职。     第一，他任命了后稷，从事农政，改革农业，增加产值。简文云：     “于是立后稷为盈官，他接受了任命，吃住都在野外，废寝忘食，复育谷种，替换土壤，改善产能，经过一番努力，到了第五年才使五谷丰穰。”     这是关于立后稷为盈官的事。简文又云：     “由于民有余粮，生活富裕，骄态始作，于是立皐陶为理官，他既已受命，就分辨阴阳之气，听人民讼狱，三年之后，天下之人已是没有诉讼坐牢的人。”     这是关于立皐陶为理官的事。简文又云：     “于是立夔为乐正，他既已受命，就创作了六律六吕，然后谱成三调，寻求声律的准式：东方有三调，西方有三调，南方有三调，北方有三调，以践溪谷之音，以济广川之美。”     这是关于立夔为乐正的事。结果造成了“高山登，蓁林入，安以行政”的优质政治文化，形成了“治爵行禄”、“辑让自来”的太平盛世。此其三。大禹育有王子，不打算立其子为后，发现了皐陶的贤能才干，而准备让他继承王位。结果皐陶非但五度让贤，而且常常称疾不肯出任，终于过世了。此其四。     综观这四大方面，可见大禹不只能治大水而已，甚至是一个富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今天大家只知道大禹治水而矣，却忽略了他在多方面的成就，今何其幸运得以获睹《容成氏》一篇战国简牍，透过古文字学家的整理后，让我们在此平构了大禹的真面貌、政治本色，令人真相大白。     治文史不能不知简帛     简帛之出土刊行，给我们大开眼界；此外，也为文史学界注入了一股新血，替很多过去被人疑信的古书洗刷干净它的罪名，还给他们原本应有的尊严和无尽的宝藏。基于它是第一手资料，一旦成篇即已埋藏在“地下图书馆”里，一旦风云际会，出土面世，我们何其幸运可以目睹孔子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这些文物。     凡治文史的人都应知道唯有结合传世数据与出土材料，两两互证，才能做出真正的大学问来。其实这种看法早在七、八十年前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开讲《古史新证》乙课，即已著书立说，再三强调这种方法的重要性。近百年来，他的主张依旧颠扑不破，依旧非常管用。凡治文史者不能不看出土的竹帛，唯有善于利用这些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出上乘的学问来。您说是吗？

日期：[ 2008-12-16 ] 阅读：6743

    中国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印模。河南舞阳贾湖史前聚落遗址出土的“十”字形陶印（模）、河南渑池郑窑第三期文化遗存所出的“田”字边款圆窝纹陶印（模）是古玺的“雏形”，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距今已8000余年。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西安半坡陶器片上的刻画符号算起，已达六七千年的历史；如从商代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说，也有300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商的甲骨文，当时已有人能用刀在甲骨上熟练地契刻成篇的文辞。甲骨文以刀代笔，刻画爽利，线条洁净，字形生动，书法峻峭挺拔。到了商代中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对冶炼铸造青铜器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人们又开始用“翻砂”和“拨蜡”法在青铜器皿上铸印出文字。这种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后代称之为“金文”。在商代就有了类似于后来印章的一种“印模”，这是当时铸造青铜器时在上面铸印图案和徽记所用的“模子”。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称之为“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它的起始期，应在夏商周三代。山东潍坊“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草字双印红陶罍”颈部压印的两个同文印迹，证明夏代已有文字玺使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古玺，是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一种人与人往来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后来扩大为为表征当权者权力的法物，作为代表政权的标志，统治人民的工具。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政权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古玺印面文字风格奇特，章法多变。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出现，为北京尊古斋黄浚先生所得。当代著名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1940年出版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收有这三方古玺的钤本照片。相传这三方古玺出土地为河南安阳殷墟。当代考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三方古玺共同的特点是：形状呈方形，都有边框，玺面都有文字，文字安排上重视对称，富有装饰性，显现出粗犷朴素的文字美，凝聚了商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

日期：[ 2008-12-16 ] 阅读：9394

    核心提示：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良渚文化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此前，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这一猜想昨天又添佐证，早报记者昨天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获悉，该所日前在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刻有两个符号的刻符大玉璧。这是浙江省境内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璧”，而这样的“刻符玉璧”目前国内仅4块。对于良渚文化的刻符，一些学者甚至以“汉字的黎明”来作比喻。     浙江首次发掘 “刻符玉璧”     12月13日，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发现一件精心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大玉璧，距今约4000年，其直径为24.6厘米、厚约1.5厘米，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厚重，圆大，精美。在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仔细辨识后确认，该玉璧上有2处刻符，一处位于玉璧正面，另一处在玉璧内凹边缘。考古专家初步认为，这2个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种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动场景。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前良渚出土的陶器上发现过不少刻符，但与玉器上的刻符不能比。”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炎表示，过去在浙江省的良渚正式考古发掘中的玉器从来没有发现过刻符。“因为当时陶器的制作不受限制，陶器上的刻符可能很多是陶工制作时留下的一些记号；而玉器在良渚时期，只有上层贵族、有权势的人才能使用。所以上面的刻符，第一，不是随便谁都能刻；第二，刻上去一定有它的意义。” 　　 据了解，“刻符玉璧”非常稀罕，此前浙江省只从民间收集到一块，一直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今年10月良渚文化博物馆新馆开馆，这块“刻符玉璧”被作为该馆镇馆之宝进行展出。“刻符玉璧”直径约为24厘米，正面雕有精细的“鸟立高台”纹饰，表层刻纹浅到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正因如此，展出时还配以放大后的清晰样图。 发现处相当于“良渚时期的上海” 　　据了解，出土刻符大玉璧的玉架山遗址16号墓位于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在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以东大约20公里处。该古城四面被城墙包围，城墙宽40-60米。城中心是莫角山，学者们认为是良渚时期的中心，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文化区域的“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丁品表示，良渚文化辐射整个太湖流域，包括浙北、苏南等地。如果把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看成是一个“国家”，良渚古城就是这一国家的中心，像现在的首都北京。那么发现“刻符玉璧”的玉架山遗址，就是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大城市，可以看成现在的上海。 在该遗址除出土“刻符玉璧”外，还有包括玉冠状器、玉璜、玉镯、玉管串等50余件玉器。其中，以一件高约4厘米、上端宽约8厘米，形如冠帽，造型状若良渚文化“神徽像”上的羽冠的玉冠状器最为珍贵。据了解，玉冠状器一般只见于良渚文化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而且在每一墓中都具有惟一性，每墓最多只有一件玉冠状器出土；只有地位较高的人物才有资格佩戴玉冠状器，而戴着“神冠”的巫师和首领俨然成为神的化身。 此前，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共发现十多个字。从良渚文化的器物上，能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反山琮王刻符、余杭南湖陶罐的十一个图文及澄湖良渚陶文、马桥宽把杯图文已经有了文字(图文、刻符、绘画)，即在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文字(图文、绘画) 已经形成。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认为，良渚刻画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平研究员此前表示，“良渚文化刻符”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有的刻符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它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和可能具有的“语境”与图案有明显区别，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良渚刻符应当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2008-12-18）  

日期：[ 2008-12-16 ] 阅读：7261

万象文化 2008/02/14 07:50   　　中日韩，谁在主导“汉字标准”？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海子《以梦为马》 　　仓颉字，竹简书，虞夏彩陶，殷墟甲骨，那些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的古老符号为中华文明保存了火种，使历史得以记载，学术得以传承。今天，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勃兴，汉字再次迈出它走向全球的步伐。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汉字使用各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汉字的这一次全球旅程变得不那么平静，其间夹杂着许多意料之外的争议和矛盾——统一之争、编码之争、简繁之争、起源之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陈昕晔 詹德斌 蓝建中 　　【一】 　　韩国要主导“统一标准汉字”？ 　　2007年11月，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在北京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中日三国学界已就“统一汉字”达成协议，决定制作一部汉字“比较研究字典”，并制定以繁体字为主统一字形的5000～6000个常用汉字标准字。 　　此说法被中国媒体转载后，一度引发热议。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这并不是事实。 　　苏培成说，在这次会议上，韩国学者的确提出了这个意见，但中方没有在“统一汉字”上与韩日达成任何协议，更没有认同将汉字以繁体字为主进行统一。 　　“统一的难度是很大的，”苏培成称，“文字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可能向别国看齐。再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事，统一了以后好处并不明显。” 　　据《环球》杂志了解，在中日韩三个主要汉字国家中，韩国在推动所谓“统一标准汉字”方面态度最为积极。韩国学者提出汉字标准化、统一化的理由是，共同使用汉字的东亚国家各自使用不同形态的字，容易引起混乱，为此需要制定使用汉字的数量，统一汉字的形状，即所谓的“标准化”，并认为这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 　　高丽大学国文教授金兴圭认为，“中日韩三国从历史上就共有文化资本，汉字是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非常有用的资产”，“应该使汉字标准化工作因字形不同产生的非效率性层面达到最小化”。 　　事实上，国际汉字会议就是在1989年举行的韩日合作委员会联合总会中，韩国首先提出“汉字标准化问题”的产物。此后，韩国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1991年，韩国首次召开了国际汉字会议，此后又相继举行了7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而在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之后，韩国一些主要媒体积极呼吁政府出面援助“汉字统一”问题，说“否则将受制于中国”。韩国学者希望行使统一汉字的主导权，并声称要警惕汉字宗主国——中国的意图。 　　在韩国，实现汉字标准化受到不少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统一汉字应该是统一到繁体字上来，并且希望中国向这个方向靠拢。韩国方面甚至有学者表示，如果大陆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台湾等方面可能会首先采取措施，实现“第一阶段汉字的统一”。 　　对此，苏培成对《环球》杂志表示：“一些韩日汉学家的愿望是好的，希望推动汉字的使用和交流。但国际汉字研讨会只是三国四方(中、韩、日、中国台湾)一个非官方的学术交流平台，没有固定的机制和常设机构，也不存在哪方当主席的问题。再者，有关汉字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只能是空谈。而如果韩国确实如他们所言，要先采取一些措施去做所谓的‘统一标准’，那么我们没有遵守的义务。” 　　当然，在韩国，同样存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参加了第八次国际汉字会议的高丽大学教授金彦钟就曾表示：“汉字在各国的语言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已经存在很久”，“即使制定了统一常用汉字，但是考虑到各种不便和损失，有没有国家欣然遵守这些也是疑问”。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研究员李浚硕则认为“在常用汉字的概念都没有确定好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常用汉字是颠倒了先后顺序”。直至目前，韩国本身并没有制定过常用汉字。 　　另外，有韩国学者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文字处理软件都带有繁简转换功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统一什么字形。一位韩国媒体评论员尖锐地批评说： “为什么韩国的某些学者和某家报纸死抱着要统一汉字不放？”评论说，要么是这些所谓一流大学的教授们认识一些汉字，但是却不会说汉语，在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想通过写汉字来交流，可是对方并不明白，所以感到很郁闷所致，要么就是他们想通过提倡汉字教育来挣钱。 　　韩国《文化日报》也在一篇评论中称，为了自身的便利，要求他国改变语言体系有些过分。相反，韩国教育当局制定有效的汉字教育体系更符合人意。 　　【二】 　　汉字统一在计算机世界实现 　　在纸上书写的汉字至今或许还远远谈不到统一，但是在计算机上统一已经实现了——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CJK Unified Ideographs)，就是把分别来自中文、日文、韩文的汉字，按照共同的认同规则，把本质相同、形状相同或稍异的表意文字(主要为汉字，但也有仿汉字如日本国字、略字、韩国独有汉字)在ISO/IEC 10646的标准框架内，形成有序的集合，赋予一套统一的代码。 　　也就是说，中日韩三国在写法上有细微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的文字，在计算机上的编码是同一个虚拟的“汉字”，一个编码；而字形不同的汉字，即使是同样含义，也对应着不同的编码，比如繁体字的“壹”和简体的“一”意义相同，却必须有各自的编码。 　　使用过Win95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繁体字的电邮和网页时，打开会出现一片乱码，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台湾使用的是BIG-5码，而大陆的编码标准是GB2312。假设，内码(0000)对应的汉字是(一)，而在台湾，内码(0000)对应汉字是(十)的话，中文的汉字“一个”，在BIG5系统就可能变成了“十万”。GB码的汉字，在BIG5下，就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符号和文字。 　　而在Win 2000和XP系统下，我们已经几乎忘却了乱码的烦恼，那是因为其包含了一个国际标准的通用多文种编码字符集，其中的汉字编码就是CJK——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共同参与，由中国主导完成的。 　　实际上，这套多文种编码字符集的创建、整合和最终成型，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世界IT龙头企业微软发起制定Unicode标准，似乎企图完成一个古老的人类夙愿：修建一座有助于人类沟通的“通天塔”——一个涵盖了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所有已知字符的统一编码方案。 　　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在修建另一座通天塔——ISO10646，中文全称为：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ISO10646国际标准定义了一个31 位的字符集，这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巨大编码空间，总共达21亿4748万3648个码位。 　　也许，即使搜罗地球上古今人类所有符号、所有文字，也不会有字符分配到第20位 100 万码位空间，而这还不过是31位空间的两千分之一。迄今为止被定义了的，也不过其中的前16位子集，称为基本多语言面 (BMP)，包括 65534个码位 (0x0000 到 0xFFFD)，尚不及全部空间的万分之一，但是已基本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已知语言的字符，包括各种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如阿拉伯文、藏文、汉字、彝字以及国际音标符号等等。 　　目前，这两座通天塔其实已经合成了一座：1993年ISO10646与Unicode合作，制定了第二个方案，1993年成为正式的国际标准，即ISO10646-1。两个标准的字符对应的编码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不断扩充的文字编码是继续对齐的。 　　这座通天塔的功用，已经在现实中发挥——微软的MSN可以同时支持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希伯来文。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一起聊天。 　　稍嫌讽刺的是，这个沟通自由的梦想现在正和与垄断纠缠不清的微软帝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从Windows NT开始，Unicode已经成为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体代码，或者说基本代码或轴心代码，各个代码页面表面上在那里存在，但是内部的表示、处理和外部的传输、交换等等都是Unicode。 　　三流的国家制造产品，二流的国家提供技术，一流的国家制定标准。谁制定了标准，谁将掌握未来，在通天塔的理想背后，是一只商业的巨手。 　　“汉字统一编码不仅最大限度地简化了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短信、电子邮件、Web、电子出版物)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输和交流；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软件开发和移植的成本，使一套程序用于多文种的语言环境。”几乎全程参与了汉字内码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轴材对《环球》杂志记者阐明了CJK的商业价值。 　　如此看来，韩国的一些学者提出“统一汉字”的所谓共识，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荒谬和狭隘吗? 　　【三】 　　日本的质疑 　　尽管电脑上的汉字统一编码起步情况良好，但在日本，却有不少学者认为，不能将ISO10646与Unicode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一个公共标准的制定，却由美国私营企业的联合体制作，很不公平。 　　日本学者认为，西方人无法了解日本传统的汉字文化，而且日本的事情应该由日本人来做主。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太田昌孝就在《日语现在很危险——错误的文字编码国际化》一书中指出，Unicode将全世界所有语言的文字统一起来的精神是很荒唐的。这是愚弄日本文字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做法，对美国希望建立全球标准的危险做法持批评态度。 　　太田昌孝指出Unicode最主要的缺点是，制定者不了解意思就把日语汉字和中国汉字用同一个比特来编码，必然招致混乱。 　　日本不少学者认为，Unicode能够区分结构上的文字，但是无法区分语言，所以在多种语言文字的环境下，单靠Unicode就无法实现精确的区分。 　　现在，日本人在录入含有汉字的日文时，使用作为日本工业规格(JIS)的3个文字编码集合，也就是JIS X0208、JIS X0212、JIS X0221，它们都是与ISO 10646-1国际标准对应的。 　　对CJK统一汉字编码标准，日本学者认为其强令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汉字统一，会出现问题。因为中日两国的简化字也有不少差异，例如“艺”的简体字在日本是“芸”，并非“艺”，这就会与汉语的“芸”相混淆；而日本用的简体字和中文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卖”在日文里是“壳”。而日本的字符集JIS X0208和JISX0212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四】 　　汉字统一编码不为人知的内幕 　　“(汉字统一编码)这个工作做得很艰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张轴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此间中方的努力从未被公开报道过。但我敢说，这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密切合作，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 　　张轴材应该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他曾是中日韩联合研究组(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是汉字国际编码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他的讲述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浮出了水面。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在网络上能正确无障碍地传输汉字，计算机里处理交换用的汉字代码需要有一套认同规则。在前全国计算机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陈力为的支持下，中国建立起一个跨部委的工作组，其工作内容是被列为“七五”攻关项目之一的汉字内码与数据类型标准化。 　　“我们做着做着就发现原目标设定得太低了，当时代码的混乱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可以说是‘万码奔腾’。IBM、DEC、NEC、日立、富士通、 AT&T等大公司使用的汉字内码都不一样。虽然那时还没有一个网络世界，但可以预见到如此发展，这将来会变成阻碍沟通和发展的大问题，”时任工作组副组长的张轴材对当时的忧虑还记忆犹新，“不仅如此，当时台湾已经流行BIG-5码，即俗称的‘大五码’，大陆则在发展多个GB(国标)字符集标准，两岸走了不同的道路，这种分歧已不容忽视。” 　　1988年，中国建立了通用国际代码联合会(ACCC)。“这个协会完全按国际规则来操作。在汉字问题上，如果中国人内部都不同，还怎么跟别人谈，所以首先两岸要同。虽然当时两岸形势复杂，沟通困难，但我们努力跟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问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表示了高度兴趣。这下，统一的基础就有了。”张轴材回忆说。 　　的确，有了态度的统一，也就有了会谈的可能。1989年春节后，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团在香港碰面了。台湾方面为首的是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基董事长施振荣，台北电脑公会的各大电脑公司，而大陆则去的是国家科委、国家语委、电子部、标准局委等部门的代表。 　　“那时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双方都问‘咱们怎么办’，GB(国标)和BIG-5怎么走到一起呢？我们提议先背靠背讨论一下，然后互亮底牌，结果发现想法是一致的，都是要借着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汉字编码的开发，让它近期成为两岸交换之标准，远期成为两岸共通之标准。” 　　会谈结束后，两岸都有了实际的行动。台湾把资料都汇总到大陆，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把字都揉在一起，进行认同和甄别，并建立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同时中方也秘密地把日本和韩国的汉字也纳入了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 　　1989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式提出中日韩统一编码的N480提案，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引起轩然******。文字工作者、IT界人士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际上，最强烈反对提案的是日本。韩国基本上不表态。而美国作为许多大工业公司的代表，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谈到这些往事，张轴材至今对很多人心存感谢：“这是个技术外交与技术开发并行的工作。在ISO会上，每次都吵架，主要是跟日本人辩论。日本代表很强硬，我虽然是初次当发言人，但一点也不胆怯，因为我身后有国家好几个部委的支持、中文信息学会的支持、团队的支持、两岸四地一大批专家的支持，同时还有一批非常有远见的、在大IT公司任高职的华人的支持，特别要提出的是IBM王学猛、DEC 公司叶三闾、香港ITF的郑家安、台北电脑公会的苏亮、杜全昌。” 　　因为支持派和反对派相持不下，韩国提出到汉城开特别会议。就在1990年的特别会议上，中日韩决定折中建立CJK-JRG，并通过了三国轮流坐庄的机制。后来在进入CJK汉字认同甄别的实质性阶段时，各方觉得老轮流坐庄，效率不高，于是，张轴材被任命为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 　　很快，在ISO的会议上开始讨论汉字编码的方案。产生了一个重要决议：以中国的多字符集为基础，生成字表。这是我们“七五”科技攻关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在字序问题上，曾经相持不下。美国一度提出在字序上把日本JIS汉字放在前头，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中国当然不干。于是，1990年春节那几天，在多伦多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上，中国提出回到《康熙字典》序为首、《大汉和》《大字源》和《汉语大字典》序为辅的排序建议，随后成为了各方同意的妥协方案。 　　在不断讨论中，中日韩已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按文字编码，而不是按国家、地域、语言编码；二是要按字形统一编码，而不是按字音、字义或具体的造型编码。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正确的方向。ISO用投票来表决是否支持汉字统一编码，结果在1990年旧金山会议上，以16比2的表决结果，达成了决议。 　　1993年，ISO/IEC 10646-1《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正式发布。中国等同采用此标准制定了GB 13000.1-1993。该标准采用了全新的多文种编码体系，收录了中、日、韩20902个汉字。 　　“在汉字的国际编码问题上，中方一直是主导，这一点毫无疑问。”张轴材称，现在标准制订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了，虽然在国际会议上，各方仍然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但已经有了基本规则，ISO10646(GB13000/Unicode)已成为主流编码。 　　【五】 　　简体繁体哪个是“正体” 　　众所周知，关于汉字的争议不仅发生在中日韩之间，在中国内部，大陆和台湾学者对繁体字、简体字的优劣也颇有争议。 　　2007年12月18日，*********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马英九应邀到台湾高雄县辅英科技大学演讲时称，汉字应该称为“正体字”，而不是“繁体字”，因为汉字一点都不“繁”。他甚至打算把汉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世界遗产。 　　就汉字申遗的问题，大陆方面的做法恰恰相反。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王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们刚开过申遗名录的讨论会议，汉字被列在名录上面，但我们把它删掉了。汉字符号不需要保护，它有延续性，几千年都没有间断过发展和传承。申遗是为了抢救濒危的文化，而汉字的情形并不是这样。” 　　简体字与繁体字属于一脉相承。中国出版界前辈陆费逵早在1909年即撰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第一次公开提倡简体字。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有大量文盲的现实，推行繁体字的简化，无疑让更多的人易于学习和掌握了汉字。 　　王宁向记者介绍说：“当初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了一条总原则：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如今，大陆非文盲人口中习惯写简体字的比例高达 95.25%。”王宁也直言，“我从不否认简体字存在弊端，我们曾经提出恢复八个繁体字，比如‘乾湿’的‘乾’，和‘干部’的‘干’区分开，但就是这八个字也没能通过。” 　　在大陆，有些人认为简化字还简得不够，要继续简化，对此王宁表示“语委的态度是不再继续简化汉字”。 　　对于目前文言文印刷恢复为繁体字，人们的手写汉字中繁简并用的一些情况，王宁认为，“文言文用简体字印刷，意思是不对的，应该恢复为繁体字。对个人的书写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繁简并存的现象对文字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哪些字该繁、哪些该简，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苏培成教授则认为：“‘正体字’不是台湾的发明，两岸没分开前都叫‘正体字’，也就是规范字。大陆推行简化字已经50多年，我认为它是成功的，并且这种成功超出了中国国境，比如新加坡也在用我们的简化字。不仅如此，现在简化字大量地进入台湾。有相识的台湾学者说他的书架上的书有一半是简化字的。” 　　而学者的共识是：汉字在现实的应用中需要规范，这个规范需要从基础的小学教育开始抓起，让孩子从小学会使用规范汉字。读古籍、研经史的确不是每个老百姓要去做的，但是写规范的汉字，进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才能避免出现在夏天感叹“七月流火”之热的无知笑话。 　　王宁介绍说，由国家语委主持制订的《规范汉字表》将在2008年3月“两会”前正式推出。 　　【六】 　　汉字——东亚的国际文字 　　近年来，汉字是东亚国际文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浮现，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一些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意识到了汉字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提升国民文化共识的一大手段。 　　2007年12月13日，韩国韩联社的文章称，有一家中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示，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朴正秀认为，汉字是由韩民族发明后传播到中原地区，成为现在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教授还建议，韩国政府把汉字申遗。韩联社表示，据调查，首尔大学的韩国历史系和东方历史系里并没有朴正秀其人，韩国政府也没有把汉字作为韩国文化单独“申遗”的打算。 　　据《环球》杂志了解，韩国主流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是汉字的宗主国，普通人基本上没有去怀疑这个共识，但声称汉字是韩民族祖先创造的说法并不是没有。 　　此外，韩国也有一些学者和媒体主张，汉字是东亚的共同文化遗产，并不能说属于哪一个国家，就像他们主张儒教是东亚的文化一样。 　　而在日本，汉字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2007年12月12日，东京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在长1.5米、宽1.3米的特大张纸上挥毫写下一个“伪”字。这个字，正是经日本国民筛选，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反映2007年度日本世态的年度汉字。 　　在这个“伪”字面前，书写者森清范激愤指陈，“这个字被选中让我感到羞耻和愤怒。为个人利益而欺骗他人，真是可悲的社会”。 　　一字一世界。选出一字精准传达社会普遍情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日本年度汉字之选，惊心而有趣。在岁末年终之际，用汉字的力量去塑造国民通识，激发国民思考，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日韩对汉字的态度，应该引起国人的反思，不是愤懑而是反思：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否有足够的尊重和传承？在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与多元文化共处？如何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逐年增强。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海外中文热持续升温，此外，简体字的辐射范围也在拓宽：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已采用简体字；澳洲一些地区近年将高中会考的中文试卷，由过去提供繁体和简体两种中文字，改为只提供简体字；加拿大的卑诗省教育厅早先制订的中文课程纲要是繁、简体并用，但修订后的中文课程纲要，已希望教师先教简体字，适当时机再教繁体字；使用繁体中文的香港地区，近年接受简体字的速度很快，各大企业网站同步架设简体版，贩售简体字书籍的书店随处可见……文化是国力，国力促文化。

日期：[ 2008-12-16 ] 阅读：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