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明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社科新人（2020—2021年度）。主要从事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字词考释。他认为，金文学可以从青铜器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金文研究一方面要释读文字等文本本身，另一方面要探讨金文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等。治学谈近些年我主要致力于商周甲骨文、金文未识字的考释。未来几年的规划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整理方面，继续搜集以往大型著录书漏收的金文资料以及整理近年新刊的金文资料，继续搜集更清晰的铭文拓本、照片等。在我看来，仅根据部分资料作出的结论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资料的全面占有是学术研究的基石。这一方面做好了，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且研究起来论述会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二是对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字词关系作深入研究，探讨商周甲骨文、金文常用字词关系的异同，揭示商周之际词义系统演变的基本脉络。我的长远目标是希望能像陈梦家先生的甲骨学著作《殷虚卜辞综述》那样，出版一部《金文学通论》，对商周金文作全方位的研究，同时还要达到很高的研究深度。探寻金文背后的历史文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明文甲骨文、金文等一些事关文化传承问题的学科，属于具有文化价值的“绝学”“冷门学科”。近年来由于国家层面的提倡与支持，古文字学的发展迎来了灿烂的前景。金文是铸刻或书写在铜器上的文字，金文学是研究金文的学问。近来刘源先生著文《推动金文学成为国际显学》，对金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多有讨论。甲骨学、简帛学（或称简牍学）都是以材质命名，与之相应的是青铜器学。青铜器学可主要分为金文学（青铜器铭文学）与青铜器器形学（或青铜器形态学）两个分支，前者以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后者以文字所依附的材料即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工艺等为主要对象。金文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本质上是青铜器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金文本身的特殊性，金文学完全可以从青铜器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金文研究的第一个层面是释读文字等文本本身，第二个层面则是探讨金文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等。释文解字      探赜索隐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甲骨文的字体分类及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之相比，商周金文的字体分类及相关研究要薄弱得多，随着公布的金文资料越来越丰富，学界应加强金文字形的字体分类研究，力求将它作为判断青铜器相对时代的一个重要辅助标准。此外商周金文考释、字形分析越来越精密化，研究者要树立“同一字形未必是同一个字，不同的字形可能是同一个字”的基本认识，加强形体演变规律的研究，建立偏旁变化的谱系表，考释出更多的未识金文。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年代与国别整理周代金文，实际上就是按分期、分域的理论整理周代金文。现在考古发掘的青铜器越来越多，它们的相对时代往往比较清楚，这给许多传世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断代分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这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在青铜器及金文的分期方面更加精细。近年来，周波先生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战国金文的分域作了很好的研究。现在的区域考古成绩斐然，不同的地区发掘出不同国别的大量青铜器，如近年来山西绛县横水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朋国青铜器、翼城县大河口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霸国青铜器，湖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曾国青铜器，这些皆为青铜器及金文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东周金文，铭文书写风格往往区域化，同一区域的不同诸侯小国的金文在字形、用字习惯、书写风格等方面往往相似。现在公布的金文资料日益丰富，学界应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周金文的区系划分作进一步精细研究。在商周金文中，异文资料非常丰富，值得深入探讨。其异文关系大体可分为讹字关系、音近关系、义近关系等，如果从词的角度讲，属于讹字关系、音近关系的异文表示的仍是同一个词，而属于义近关系的异文则表示不同的词。从句子的角度而言，上述诸类异文关系皆保持了原来的句式，并未改变句子的内部结构。但金文中另有少数的异文，彼此句式不同，有的反映了当时的句法结构或特殊的语义表达。金文中的异文，内涵非常丰富，有的异文还能折射当时的社会观念或特殊用字现象。如璋钟“用乐父兄”之“父”，异文作“天”（此器下落不明，真伪待进一步研究）。《诗经·墉风·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传：“天谓父也。”《仪礼·丧服礼》：“故父者，子之天也。”璋钟“父”“天”异文显然是义近关系，这也反映了周代社会中父亲对于子女的重要性。又如西周早期金文“（旅）”异文或作“车”，这说明同期铭文中数例位于动词“作”与器名间的“车”可能应释作旅。其实这反映了早期文字中一形多用的现象，车是出行的重要工具，早期金文旅字亦往往从车，因此用“车”来表示出行义的“旅”是非常自然的。寻觅历史长河中消失的商周古国古族商周金文出现了许多传世文献中已消失的古国族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族名金文一直是研究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一文中提出，此类铭文“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也”。族名金文的研究由此取得了重大进展。族名金文的研究包括多方面，其中“复合族名构成理论”是热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当前族名金文研究有两个问题亟需取得学界共识，只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推动族名研究。一是当时女子出嫁前是否有资格与能力铸造青铜器，二是当时女子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能否标示父家族氏（比这个问题更深层次的终极问题则是一般商人能否祭祀非同族的人）。商代社会已是男权社会，社会以男性为权力中心。以商代金文为例，其中亲属称谓“祖”出现约255次，而与祖相应的亲属称谓“妣”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约15次，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远低于男性。据金文，女性作器在整个商周一直都受到限制，主要局限于食器，而且作器女性往往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又现有商周金文并没有女性在出嫁前作器的强证。因此，我认为商代女性在出嫁前，由于地位不高，很难有独立作器的资格。从当时的男权社会来看，女子出嫁后归属于夫家，而且女子出嫁后，所作器物主要是食器，一般要用于祭享夫家先人，是不太可能铸上父家族名的。在现有商周金文中，女子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标示夫家族名者习见，而标上父家族名并没有可靠的例子。因此，我现在赞同商周女性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标示的族名应属于夫家而不会是父家。如果以上两点所论可信，那么一些商周族氏的古姓就应重新认定。如寮姒甗“䀠，寮姒作旅”、季姒簋“季姒作用簋，䀠”、年姒簋“年姒作用簋，䀠”，研究者或认为这三件女性自作器是在出嫁前所作，“䀠”使用的是娘家的族徽，因此“䀠”族为姒姓。季姒朁罍“季姒朁作宝罍，唯用万年，享孝于厥皇公姑，万年子子孙孙宝用，䀠”，“季姒朁”是“排行+父家姓+名”的格式，该器是季姒朁为丈夫的父母所作的祭器。以前我曾根据“䀠”族为姒姓的意见认为季姒朁罍铭文是女子出嫁之后在所作器物上可标上女方父家族氏的证据。但根据我现在赞同的“商代女性出嫁前很难有独立作器的资格”“商代女性出嫁后在所作铜器上应是标示夫家族氏而不会标示父家族氏”的意见，上述这些铭文中的“䀠”完全可看作“姒”姓女子的夫家族氏，它们反映了“䀠”族与姒姓通婚的现象，并不能得出“䀠”必是姒姓。同样，研究者旧一般据芮姞簋“芮姞作旅簋，”认为族是姞姓是不合理的，应如赵庆淼先生所言此“芮”非姬姓之芮，很可能是商周之际活跃于汧陇地区的古芮国，“”是女子夫家的族氏符号。据商周金文，此族可与姞、姚、姒等姓通婚。此外，金文人名某生、某母之某的认定，对于国族间通婚现象的研究非常重要，根据我对这些“某”的研究，旧认为的许多通婚现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研究族名金文，还要特别重视考古发掘。以族名金文“车”为例，其中不同的字形反映了商代马车已经出现车轼，衡木有曲、直两种，研究者指出皆能与考古发掘相合。另少数族名金文“车”字有四轭，这与殷墟小屯宫殿区M20、山东邹平东安西周中期遗址1号车马坑皆埋葬1车4马的现象正可互证。又例如，“居葬合一”是商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考古发掘集中在某地墓葬，出土了多件同一族名的青铜器，往往也就指明了这一族氏曾经的居住地。因此，传世青铜器族名金文与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族名金文结合起来研究，往往能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比如，所谓宾妇丁父辛卣中的族名，旧不得其解，如据《殷墟青铜器全形拓精粹》新刊的一件殷墟大司空出土的寝卬听鼎铭文，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又如，河南安阳殷墟邵家棚文源二期棚改商代遗址近年出土了多件铭文带“册”字的青铜器，该遗址还出土一件青铜觥盖，铭文作“己亥，箙㠱锡（从王）贝二朋，用作彝”。有记者报道时曾援引考古工作者的意见，认为邵家棚发现的多件青铜器上出现的“册”是族名，邵家棚是商代“册”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在商代金文中，有一部分族名会附有“册”字，研究者或称之为“准族徽”。这类“册”是官职名，本身并非族名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只是标志作器者有“作册”的职务或其家族曾担任了“作册”一职。据记者的报道，我们认为邵家棚遗址出土的带“册”字的青铜器中，有的铭文可释作“册瞽”，有的可释作“册瞽宅”。它们显然应与传世青铜器亚胡鼎铭文“亚胡，造父癸，宅，于。册瞽”，册瞽宅鼎铭文“册瞽宅”统一起来考虑，可知“宅”是私名，“瞽”是族名，册瞽表示瞽这一家族曾担任了作册这一史官（或认为此即瞽史），“瞽”是亚胡族的分支（瞽与安阳郭家庄曾出土的亚胡族诸器的器主当属于同宗）。由此可知，研究者认为邵家棚是商代“册”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是不正确的，它应是亚胡族的分支册瞽族居住生活的重要区域，而同遗址出土的那件青铜觥盖极可能也出自瞽族，亦可推知传世的几件册瞽宅相关器物的时代应属于殷墟四期。这些皆可证族名金文研究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重要性。

日期：[ 2022-09-15 ] 阅读：42

2022年8月4日，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在京举办，国内专家学者再次聚焦古文字研究。论坛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论坛以“甲骨文等古文字及新出土文献研究”为主题，来自文字学、考古学、甲骨学等多学科60余位国内顶级专家，围绕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与秦汉简帛、古文字与人工智能等多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黄德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等22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刘纪献等领导参加了现场会议。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吴振武，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钊等43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同步进行的线上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论文获奖和入选的青年研究学者代表。论坛开幕式、学术交流会由黄德宽主持。刘纪献在致辞表示，“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是中国文字博物馆打造的卓有影响的文化学术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7届，为30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交流机会，发表论文300余篇，整理出版论文集7部，在扩大中国文字研究影响力，传承文字文化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专家广博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会，为促进文字学与考古学互动融合、推进学术成果的普及转化发挥积极作用。吴振武在开幕式上讲话，他以文字实例解读了近现代文字与古文字之间的关系，他表示各位专家在研究古文字的同时也要关注近现代文字，中国文字博物馆要大力收集研究近现代文字资料和实物，这将助力于陈列展示及少数民族文字知识的普及，希望中国文字博物馆最终建设成为国家的文字智库。  开幕式上，刘钊宣读了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获奖作者名单。黄德宽和刘纪献分别为获奖作者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曾芬甜、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马尚颁奖。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委员、副馆长魏文萃主持下午研讨会。 在上午和下午举办的两场线上线下的学术交流会中，刘一曼、刘钊、黄天树等22位专家分别就考古学与甲骨学相融合、甲骨文字释读、殷商考古、商代思想文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应用、简牍文字研究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学术研讨，特别对古文字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进行了交流探讨，其中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文献资料发现和研究方面：殷墟小屯宫庙区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的整理新进展；故宫所藏甲骨研究的新突破等，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材料；第二，文字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包括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甲骨学、古文字学、早商文字研究进行了新探索；对人工智能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新阐述，将为今后古文字研究提供新思路。第三，甲骨学及商代史研究方面：建议设立一个新的甲骨学研究分支——甲骨占卜学，并明确了其研究内容；从变体角度阐述了甲骨文两系说；从卜辞刻写预留区和闲置区为切入点，明确殷墟甲骨刻写预留区的学术意义；以盘庚迁殷与商代思想文化重构为研究对象，以“礼”与“祀”为观察视角，梳理了夏商周三代思想文化脉络等，将为赓续甲骨绝学提供新的可行空间和研究路径。第四，古文字的考释及研究方面，对“轡”字、“士”字、“夬”字进行的释读研究成果，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新借鉴。本次论坛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新华网发布的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预热新闻的点击量达到了122.3万人次。论坛同时在中央媒体、河南省媒体和安阳市媒体等30余家新闻媒体进行线上直播，在线人数突破218万人次，其中腾讯网在线人数135.87万、搜狐网在线人数29.2万、安阳融媒客户端在线人数32万。国内各高校师生、社会公众通过网络了解古文字研究发展最新情况，学习古文字专业知识，为文字文化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机会和条件。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得到30多家单位的60多位专家支持，收到提交论文、发言提纲约40篇。本届论坛群英荟萃，众多学者以扎实的研究根基挖掘中华文明精华，形成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这次论坛是展示近年来古文字研究成果的一次盛会。当前正值万众结同心、奋进新时代，喜迎二十大、一起向未来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建成投运，其中文字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将全面拓展博物馆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功能。面对新时代、新未来，中国文字博物馆将更加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逐步建设开放式、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着力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合作，通过举办论坛和征文活动，对古文字的研究、传承和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确保“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承，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期：[ 2022-08-04 ] 阅读：6307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甲骨文发现120周年贺信精神，树牢文化自信，扩大研究成果，壮大研究队伍，传承和弘扬汉字文化，“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 将于2022年8月4日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省文字学会、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协办。本届论坛以“甲骨文等古文字及新出土文献研究”为主题，以促进文字学与考古学互动融合、推进学术成果的普及转化为基本定位之一，将云集甲骨学、文字学、考古学、简帛学、文博研究、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70余人，围绕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与秦汉简帛、古文字与人工智能等多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论坛会议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以达到为文字文化爱好者了解和学习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便利条件。“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创办的文字文化研究交流平台，旨在通过汇聚国内外的文字学专家，促进历代中国文字的研究和交流，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目前，“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7届，汇集海内外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书法领域的30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就我国当前文字、文化领域前沿课题进行了研讨，发表论文300余篇，整理出版论文集7部，并通过有奖征文等形式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促进了文字研究与文化传播，在扩大中国文字研究影响力的同时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中国文字博物馆希望通过举办中国文字发展论坛，打造一个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字、文字历史、文字文明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历代中国文字的研究和交流，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文字文化贡献力量。

日期：[ 2022-07-28 ] 阅读：10242

《〈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作者：李学勤著，程薇、张静芳整理，刘国忠审校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3月ISBN：9787302600695内容简介本书由两部讲义组成，分别是《史记·五帝本纪》的讲义和《史记·夏本纪》的讲义，这两部讲义是李学勤先生于2007年和2012年分别给中国文化论坛“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和“第六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授课内容，两部讲义系根据当时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其中的《史记·五帝本纪》讲义，曾经以《〈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之名，在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次收录时，由刘国忠教授根据原来的讲课录音做了系统的校订，补充了原讲稿遗漏的不少内容；《史记·夏本纪》的讲义则是第一次整理出版。书后附录了几篇李学勤先生有关五帝时代和夏代历史研究的论文，便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李学勤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目录《五帝本纪》讲稿（001）  第一讲（002）  第二讲（023）  《五帝本纪》三家注原文（049）  附录（104）    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104）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113）    黄帝传说是历史的一部分（116）《夏本纪》讲稿（121）  第一讲（122）  第二讲（154）  《夏本纪》三家注原文（180）  附录（228）    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228）    《夏文化研究论集》序（234）    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237）前言李学勤先生（1933-2019）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享有崇高的学术威望。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发展。1951-1952年，李学勤先生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随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殷虚文字缀合》一书的编写，从此走上学术道路。虽然李先生在清华大学仅学习了一年多的时光，但对母校充满了深厚的感情。20世纪9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倡导国际汉学的研究；后来又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积极推进清华大学的简帛学研究。2003年，李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回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2008年，他慧眼识宝，积极促成了清华简的入藏，并主持建立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大力推动出土文献的学科建设，相关的工作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文科建设与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在积极高效地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李学勤先生也非常重视出土文献领域的人才培养，2005年以来，李先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甲骨学、青铜器概论、金文研究、出土文献与古史新证等课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前来听课，每次课堂上都人气爆棚，一座难求。在这些课堂里，李先生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见解、风趣的语言为莘莘学子带来了一次次的学术大餐，其盛况已成了空谷绝响。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拟将李先生历年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整理出版。作为专项课题的“李学勤先生讲课稿、笔记整理”（项目编号G1815），亦已纳入中宣部等八部门领衔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进。本套讲义系根据李学勤先生授课时所录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整理而成，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这些课程的现场原貌和授课效果。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李先生的授课内容，我们还特地选收了先生的部分论文作为附录。本次先推出《〈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一书，其他讲义将陆续推出。《〈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是李学勤先生应中国文化论坛之约，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暑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给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学员讲授《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两篇文献的讲义内容。其中的《五帝本纪》讲义曾于2012年以《〈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为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次收录丛书时，又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根据当时的录音资料全部重新核校，补充和订正了部分内容。《夏本纪》讲义则此前从未正式整理出版。《〈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一书的出版，是与许多学者的热心帮助分不开的，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文化论坛慨允将这两篇讲义收入“李学勤先生清华讲义丛书”之中，感谢甘阳、曹莉、张静芳等诸位先生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推动。由于我们的水平与能力有限，本次整理这两篇讲义的工作肯定还存在不少欠缺和不足，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2021年8月31日

日期：[ 2022-06-04 ] 阅读：33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饶宗颐先生曾提出“汉字长期稳定之谜”的命题，黄德宽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汉字的延续性。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永续延绵发展，汉字的传承就不会出现中断。202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青年教师马楠、贾连翔、程浩、石小力对简文内容进行了解读。会议尾声时，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的研究整理情况，并回答了线上线下与会学者和新闻媒体提出的问题。2008年，在李学勤先生的主持下，数量为目前所发现的古籍文献类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这就是“清华简”。虽然竹简的整理编连、字词的考释理解、文献内容的解读面临很多困难，但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从2010年开始，中心每年出一辑整理研究报告，此举，被学界誉为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清华速度”。2019年2月，学界泰斗86岁高龄的李学勤先生辞世，执掌中心的重任落在了黄德宽的肩上。早在2016年，李学勤先生即希望黄德宽来清华，但黄德宽考虑到自己在安徽大学的工作，迟迟难以做出决定。直到2017年5月，他来北京参加会议的间隙，李先生约他到家里，详谈了中心的工作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尽快来助一臂之力。那一刻，黄德宽知道，再也不能犹豫了。回到合肥，他上完那个学期的课程，辞去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和学校相关职务，妥善安排好手头的事情后，于11月底来到了清华大学。“一个人走上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各种环境因素，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2022年元旦假期刚结束，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办公室里，黄德宽向《中华读书报》记者讲述了自己早年的学术生涯，与李学勤先生的渊源交谊，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与研究面临的任务，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景等诸多话题。从跨年之际的一堆杂务中暂时抽离，两杯清茶的热气在空气中缓缓飘散，两个小时的访谈中，黄德宽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他的沉静、谦和，和那满墙的出土文献著作似乎形成某种气场上的呼应，而深色的木质书架，以及其上一排排暗红色的厚实书脊，正如远古的甲骨金文一样，无不显示出一种无言的古典之美。走上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2021年，黄德宽本科毕业40周年。像所有那代人一样，最好的年华没能好好学习，上中学时赶上“文革”，高中一毕业他就去了一所中学教书。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什么准备的黄德宽仓促上阵，因为比较喜欢文学，他三个志愿都填报了中文系，最终第一志愿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那个时代，可供阅读的书很少，入学一两年之后，仅仅学习文学已经满足不了黄德宽的求知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了郭沫若两本研究古文字的著作：《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我一看内容，都不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相关的书籍和材料来阅读，如郭沫若研究金文青铜器方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郭沫若的书比较好找，能找到的，黄德宽都找来读，读着读着，他开始觉得这个领域很有趣味。既然对古文字产生了兴趣，黄德宽就决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本科一毕业，他就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方向是语言学下面的文字学。进校时，报考的导师因视网膜破裂而双目失明，黄德宽的学业后来主要由另一位导师指导。当初选择报考南大的研究生，是因为南大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对他的吸引。读研究生期间，除了导师的课程，通过选修课和各类学术讲座，黄德宽接受了众多名家学者的熏陶。2018年10月，“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长春召开，黄德宽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致辞。时光倒流到40多年前，1978年11月，以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为召集人，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了全国性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会上决定成立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成立的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为了培养高校师资和研究骨干，改变古文字学后继无人的状况，教育部于1982年委托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举办古文字研修班。因为导师眼睛不好，入学才一年的黄德宽被南大推荐去吉大参加了古文字研修班。古文字研修班的十来个学员中，大多来自考古学界。“过去在南大，老师们也讲文字，但更多的还是讲传统文字学和现代语言学的知识，研修班开的课主要是从考古和古文字角度，当时除了于老指导以外，我后来的博士导师姚孝遂先生讲甲骨文和《说文》，陈世辉先生讲青铜器和金文，林沄先生讲古文字考释的理论和方法，青年教师何琳仪讲战国文字研究。”一年的学习中，除了课堂上课，还有考古工地的教学实践。先生们的课程介绍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沿成果，为黄德宽打开了新视野，他感到“收获蛮大”。中文系出身的黄德宽在南京大学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在南大的现代语言学学习，在吉大学习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知识，让他有了跨学科的感悟，奠定了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与学中文的相比，我多了考古、历史和古文字这方面的知识；与纯搞古文字和历史研究的相比，又多了传统小学和现代语言学的训练。”他感叹人生中很多的“偶然性”：当年如果不是导师的眼睛不好，他可能就没有去吉大学习的机会，而因为参加吉大古文字班的机缘，他在研究生毕业回到安徽大学工作几年后又再度回到吉大，师从姚孝遂先生读博，从此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因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结缘2018年1月，黄德宽出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从合肥到北京，从安大到清华，对于很多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这一变化多少让人感到讶异。实际上，他和李学勤先生的渊源可回溯到1980年代。李学勤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成名，认识他之前，黄德宽读过他的《战国题铭概述》等不少关于古文字的研究文章。80年代，李学勤经常去吉大参加学术活动，有时候于省吾和金景芳先生的研究生答辩，也会请他主持。在古文字研修班学习的黄德宽，也因此有机会认识李学勤先生。“有一次我与同学拜访于老，于老评价了许多研究古文字学者的得失。对当时的中青年学者，他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裘锡圭先生，一个是李学勤先生，对他们都有比较高的评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那时作为学生的黄德宽和李学勤先生并无多少接触。后来，他回到安大工作，在一些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上和李学勤时有交集，但没有深入交流。再后来，黄德宽先后担任安大的副校长、校长。这期间，他曾邀请李学勤去安大进行学术指导。李学勤对皖派学术很重视，尤其是方以智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当年跟侯外庐当助手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李学勤曾整理过方氏著作中比较难读的《东西均》，其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及其他几家学术机构都计划整理出版方以智的著作，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因此李学勤特别希望黄德宽能利用安大这个平台和安徽的资源，完成这件工作。因为方以智的著作在其所在的那个时代属于禁书，方氏的很多思想成果未能印行，一部分手稿和抄本也收藏在不同单位，搜寻不易。其时，黄德宽还兼任安徽省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经过一番努力，2019年7月，由黄德宽和安徽省古籍办主任诸伟奇担任主编的《方以智全书》（全十册）由黄山书社出版，《全书》系对方氏著作的首次全面系统的辑校整理，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大概正是这林林总总，黄德宽因李学勤先生得以与清华大学结缘。黄德宽说：“我虽然未能直接师从李先生，但长期以来得到他的关心和扶持，对李先生的学术成就更是‘高山仰止’，很珍惜能与李先生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来的时候，李先生提到两个愿望：一是把清华简的事情继续做好，除了做好整理工作，能够在研究方面更加深入。二是把中心建设好，推进中心实体化，进一步拓展中心构架，明确长远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设想，比如利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资料，推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研究等。”黄德宽没有辜负李学勤的重托。四年多的时间里，在清华校方的大力支持和中心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重点文科科研实体，各项建设进展顺利，如今，中心下设甲骨金文、清华简和秦汉简三个研究方向和文物保护与技术实验室，取得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研究等一批重要成果。“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清华工作，因为清华简，因为李先生，我最终来到了清华园。”谈到这些，黄德宽颇为感慨。古文字工程推动“冷门绝学”的发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冷门绝学”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提到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为了落实讲话精神，2017年中宣部牵头启动了甲骨文研究专项支持计划，李学勤任首席专家。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计划，黄德宽作为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抓其事。2020年11月16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受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担任古文字工程的牵头单位，并在清华设立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处，黄德宽出任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首席专家。“这项工程的缘起和李先生关系密切。”2012年，由李学勤和裘锡圭领衔组建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几年的建设，第一期验收很顺利。“协同中心建立了一种合作机制，大家联合攻关，优势互补，解决了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推进了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人才的培养，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即便后来‘2011计划’被整合进以各高校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但中心成员单位仍然希望能保留此前的运行机制，都期待寻找一个新的合作平台和机会。”来清华工作了两年，黄德宽逐渐熟悉了情况，且正好赶上2019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家语委等部门组织召开了纪念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为座谈会发来贺信。“总书记在贺信里对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落实贺信和座谈会精神，古文字学界得有所行动，后来我们就考虑提出了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议。”而这，又正好可以与此前清华牵头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衔接起来。“古文字研究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第一是古文字资料的收藏比较分散，第二是整理研究难度大，第三是整理研究队伍人手比较少。随着老一代学者陆续退出，怎么培养人才，做到后继有人，是古文字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除了原有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战国秦汉简牍，近年来新发现了多批出土文献，其中秦汉简牍就有数万支，有很多还在库房里面沉睡着，没有力量整理，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需要开展深度研究。早期的甲骨文材料，也有一个再保护再整理的问题。”黄德宽说，早期印的那些拓本，质量比较差，而这些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保护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全面的规划，从材料整理到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到古文字与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传播和推广应用，多层面地把这项工作做好，推动古文字学这一‘冷门绝学’的发展，真正使古文字这种宝贵的出土文献资源，能够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可资利用的史料，成为发掘文化传统价值、推进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2020年，高校“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纳入本科招生，从而彻底改变了古文字学教育主要面向培养研究生的局面。2021年6月，清华举行了首届强基计划古文字班开班仪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将古文字方向纳入其强基计划之中。2021年3月，教育部批准吉林大学设立了古文字学本科专业。古文字学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被列为古文字工程的五大建设计划之一。如今，古文字工程经过适当扩充调整，成员单位增至16家，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这些收藏甲骨的学术机构。“这样我们比过去力量更大。我们的想法是开局要稳，路子要正，后面就是让大家集中精力做事。”2022年1月12日，古文字工程部门协同机制扩大会议在清华召开，会议对2021年古文字工程建设进行了总结，对下一年建设任务作了部署。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经过“文革”十年，学术界满目疮痍，各门学科亟待重建。回首40余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历程，黄德宽庆幸这一学科的发展流脉并未因“文革”中断，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中山王器相继被发现，古文字和出土文献领域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大学教育整个停滞，真正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也就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以及社科院等为数不多的单位。在1978年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上，姚孝遂先生曾写过一篇《古文字研究的现状和展望》，文中特别指出古文字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的现状。鉴于学科后继无人的危机感，教育部很快恢复古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黄德宽即属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幸运的是，当时于老等一批老先生都还健在，使古文字学人才培养能够薪火相传。”虽然这几十年培养了不少古文字学专业人才，但总体上呈现出人员分散、供小于求的局面。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培养学生规模小，第二学科门槛比较高，不像其他学科容易出成果。黄德宽说，古文字学是一门小众的学科，成为“冷门绝学”很正常，能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也就是少数学校，培养的人相对来说数量有限。“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再加上学科本身的属性，要求甘于寂寞坐冷板凳，对年轻人来说坚持学习、研究古文字确实很不容易。”除了学科的客观属性，在黄德宽看来，社会大环境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好多个场合，他都感叹古文字学“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现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都比过去好多了。过去，古文字信息化是个短板，但这些年随着一些信息化技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应用，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书写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为常见现象，他常常被问及汉字的发展和传承问题。每每这样的时候，黄德宽都会坚定地告诉对方：汉字不会出现危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出来的，其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饶宗颐先生曾提出“汉字长期稳定之谜”的命题，黄德宽说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汉字的延续性。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永续延绵发展，汉字的传承就不会出现中断。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提升，黄德宽认为，汉字不会出现“五四”时期那样差点被废除的危险，但汉字教育却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这几年，身为中国文字学会会长的他在很多场合提出：我们有责任推进基础教育阶段的汉字教学改革，为使古文字传承后继有人，要从基础教育做起，重视汉字文化的普及，将古文字研究成果转换成基础教育资源，让孩子们学文字变得容易、有趣，而不要跑偏了方向。“这些工作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他觉得很欣慰，自己从事的古文字学这个“冷门”学科，如今逐渐变得“热”起来，社会越来越关注古文字，这是中华文化的幸事。说到这几年来清华的工作，他感到自己与清华务实创新的学风和良好文化环境的契合，他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以李学勤先生为榜样，不仅要努力把个人的学问做好，还要尽到一位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26日第7版）

日期：[ 2022-01-29 ] 阅读：36

2021年12月18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专家论证会在天津召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兼任常务副馆长、副所长万全文，山西大学副校长、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卓，天津自然博物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张彩欣，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黄克力等13位专家，以及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刘纪献，党委委员、副馆长魏文萃等领导出席，中国文字博物馆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编纂方南开大学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南开大学博物馆馆长、文博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副院长刘毅主持。评审会现场会议采用线下线上同时进行的方式，会期一天。会上，项目组就项目开展情况和成果要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对规划内容进行了质询和讨论，并就文本内容提出建议，对项目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日期：[ 2021-12-18 ] 阅读：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