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白水县仓颉庙外景(汉字网徐蕴峰 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仓颉墓与庙(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县仓颉庙内遗存古代石碑(汉字网徐蕴峰 摄) 　　 　　 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陕西白水县史官村《苍颉庙碑》(汉字网徐蕴峰 摄) 　　 　　 五帝仓颉书贴《淳化阁秘帖选》(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县仓颉庙像(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县仓颉墓外景(汉字网徐蕴峰 摄) 　　 　　 中国文字博物馆内陈列的《仓颉篇》文献资料(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仓颉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成耀（左一）、仓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万可岗（左四）、仓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问关恩（右二）、仓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管书瑄（右一）等观看中国文字博物馆内YH127甲骨窖藏模型(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仓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万可岗（左一）、仓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问关恩（左二）、中华仓颉文化网总监韩文学（右一）参观中国文字博物馆(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仓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问关恩（左二）和仓颉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管书瑄（左一）观看中国文字博物馆文献资料(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成员在南乐县仓颉庙合影(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在南乐县仓颉陵参观展厅(汉字网徐蕴峰 摄) 　　 　　 南乐县文物管理所李桃芬为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成员讲解碑文(汉字网徐蕴峰 摄) 　　 　　 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成员在山西永乐宫观看碑文(汉字网徐蕴峰 摄) 　　 　　 近日，由陕西仓颉文化研究会组织的“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一行十三人围绕全国仓颉文化遗迹进行深入考察。据考察团成员汉字网徐蕴峰介绍，首次全国仓颉文化遗迹考察从陕西白水县仓颉故里出发，途径西安市、河南开封市、濮阳市、南乐县、安阳市、洛阳市、山西芮城县等地。 　　仓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万可岗对本次考察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并会议指示，把白水仓颉故里作为带动全国仓颉遗迹文化发展的标杆。探寻和挖掘仓颉文化，通过影视、网络的形式宣传仓颉文化，传承仓颉精神。考察团成员王成耀、王奇戈、王孝文、李忠堂、问关恩、李忠堂、管书瑄、韩文学、张延成、徐蕴峰等先后对将要拍摄仓颉专题片进行探讨交流。汉字网徐蕴峰建议仓颉专题片可参考《汉字五千年》和《史说汉字》两部大型纪录片。 　　据悉，仓颉文化研究会会长吴金谋、白水县县委书记史优胜、白水县县长叶珺给予大力支持。首次全国仓颉文化遗迹考察吸引了众多网媒的关注，看中国网、汉字网、中华仓颉文化网、国学网、语言文字网、和谐中国网、文化中国网、赣鄱文化网、通网、广东文化网、和谐陕西网、陕北网、西北翰墨网、成语网、亮宝楼文化艺术网等对陕西白水仓颉故里考察团全国寻访仓颉文化遗迹进行了报道。 　　

日期：[ 2009-12-07 ] 阅读：4484

　　 　　 辛卯年谷雨祭祀仓颉典礼在白水仓颉庙隆重举行 　　 　　 中国大陆、台湾同胞和韩国学者在“中华汉字节”倡议碑前留念 　　 　　 中国汉字网讯：（责任编辑：蕴峰）“大哉仓颉，功德无疆。五千春秋，万民称殇。”4月20日，一年一度的仓颉故里“谷雨祭祀仓颉典礼”如期在白水县仓颉庙举行，本次大典的主题是“字圣仓颉泽惠华夏 五新白水薪火相传”。同时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陕西仓颉文化研究会、中国汉字网、新西兰中国书法家协会、台湾中易系统工作室、国际诗歌音乐协会联合主办，中共白水县委、白水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四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汉字节’筹备工作会议”也在白水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与国际友人们虔诚地齐聚仓颉庙，身披黄丝巾，瞻仰仓颉像。心香一炷，恭祭仓圣。在优雅的祭乐声中，中共白水县委书记叶珺向“中华文祖”仓颉敬献花篮，拉开了“辛卯年谷雨祭祀仓颉典礼”的序幕。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陕西省工作站、汉字网编辑部主任阎实先生，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子孙》杂志副主编倪家荣先生，台湾中易系统工作室主任戚桐欣先生等专家学者分别向仓颉敬献了花篮。白水县人民政府刘振强县长恭读祭文。 　　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酝酿已久的“中华汉字节”得到中国、新西兰、韩国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的共识，一致推选由陕西仓颉文化研究会会长、白水县人大主任吴金谋宣读《中华汉字节联合倡议书》。 　　 早在大典举办以前，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之一中国汉字网，还将“中华汉字节”的相关内容函告有关单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属五洲传播中心看中国网、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吕翔、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兴国，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冯庚武、河南安阳殷都文化研究院、广西硬笔书法协会、桂林汉字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宝通，宝鸡市副市长张敬原、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国学网、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发展促进会、505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裁来辉武教授、陕西宏府慈善基金会、西安宏府企业集团副董事长贾旭芝等三十余家单位和领导及部分国内企业名流先后发来贺电、贺函。 　　 第十四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汉字节”筹备工作会议现场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陕西省工作站、汉字网编辑部主任阎实向有关专家学者颁发聘书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语言文字报社在贺电中指出：“汉字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文字像汉字这样青春常在，经久不衰。而这一切，都与‘中华文字始祖’白水的仓颉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董琨研究员在贺电指出：“仓颉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创制汉字的始祖。中华文明起源与发达，厥功最伟，彪炳千秋。此项活动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预祝活动顺利，圆满成功！”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张学栋在贺函指出：“义承仓颉丰功，弘扬汉字文化。勇继造字伟绩，服务和谐社会。”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在贺电中指出：“仓颉呕心沥血数十载，搜集、整理流传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在汉字创制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功绩。成立‘中华汉字节’，为我国文字文化研究与交流搭建了又一广阔平台，也必将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字文化的窗口。” 　　 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将每年的2月21日作为“世界母语日”，其宗旨就是向全球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性，促进本国母语传播运动，避免地球上大部分的语言消失。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字日。而我国学者多次提出的以仓颉故里谷雨节为“中华汉字节”，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据史料记载，早在黄帝时代，仓颉作书是一件“泣鬼神、天雨粟”的大事件，古时白水县就是因这件事被命名为粟雨县，粟雨县是因为仓颉作书而得来的。我国传统的“谷雨节”也是因为这件事产生的。白水县仓颉庙早在东汉延熹年间（162年），就有整修重建之举，并形成了相当规模，时有东汉“仓颉庙碑”为证。目前，仓颉庙已是我国仅存最早纪念文字发明创造的庙宇，仓颉庙的古柏、古槐群和黄帝陵的古柏群遥遥相望，见证了这一永久辉煌历史。2001年6月，仓颉庙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4月19-20日，由中华仓颉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汉字网、新西兰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共白水县委、白水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四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汉字节’筹备工作会议”，在仓颉故里白水县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致倡议：设立“中华汉字节”。并于白水县仓颉故里仓颉庙内敬立“中华汉字节”倡议碑。正如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会秘书长熊海所说：“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深远的历史渊源将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它广泛的社会意义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县人大副主任万可岗说：“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政府在国内首次确定在仓颉庙立碑倡议设立‘中华汉字节’，意义深远。至此拘礼敬祖的中华民族子孙将迎来民族文明的重大盛典，从此汉字文明将会以节庆纪典、文化交流的方式掀起海内外汉字热的巨大浪潮。作为炎黄子孙，我衷心的期望海内外专家学者、新闻界给予强烈呼吁，力争把‘中华汉字节’列入政府议题，以圆全世界华人之梦！” 　　 目前，据记者了解，“中华汉字节”已经得到了地方政府、专业机构的普遍认可。新闻媒体对本次活动非常关注。新华网、央视网、国际在线、中国网、人民网、光明网、凤凰网、看中国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中国国际文化产业网、中国国家艺术网、中国汉字网、中华通航网、中国文化交流网、中华国学网、和谐中国网、中华仓颉文化网、语言文字网、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雅虎网等众家网媒进行了相关报道。 　　

日期：[ 2011-04-26 ] 阅读：4345

    马英九先生的“识繁书简论”在遭受*********炮轰的同时，也确实为两岸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折衷手段。在此之前，繁体字（台湾称正体字）一直是台湾方面批评大陆破坏中国文化、标榜其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证据。     如今，台湾方面已经开始放下身段，正视简体字在书写时的简便这一优势，从文化的承续和工作的便利双重视角来思考文字的变迁，这是一种务实而又具有智慧的眼光。     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大陆，两会代表潘庆林委员提出的“恢复繁体字”提案也曾经引起广泛热议。较之于马英九，潘庆林先生的态度要激进得多，潘先生从传统的角度批评简体字书写的随意性，进而希望简体字让位于繁体字的全面恢复。他的意见绝非个人意见，诗人于坚以先锋的形象示人，但是现在他每天都在研习书法，写的自然是繁体字。他对笔者说：“性灵的灵字，旧体是‘靈’，新体‘灵’，差别不在笔画，而在语言哲学上。灵感的灵被简化为一团虚无之火。而古代的靈的上面是雨、中间是三张口、下面是‘巫’字。这是说一个巫师在求雨，巫师得有三张嘴。巫师是最初的诗人，屈原就是个巫师，他的字不是叫靈均吗？灵如果和巫没有关系就不是靈了，巫不是个贬义词，以前在中国文化中，巫的地位很高，他们既召唤鬼神，又给部落的酋长出主意，他们被认为能通靈。这不是个繁不繁的问题，而是恢复我们对汉字本来的体验。”     汉字来自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在于坚看来，繁体字的笔画与中国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绝不能用“繁琐”两字加以摈弃。简繁之争是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在繁体字向简体字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文脉的断裂。这是一个西方列强殖民侵略导致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迫于民族存亡的压力，将压力转换为一种内省或者说自我批判的动力，迫切要求中国走上强国之路所导致的结果。     繁体字充当了知识分子的出气筒，在他们看来，繁体字和其他的中国传统一样，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拦路虎，需要开拓者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换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康庄大道。终于，若干年之后，新中国开始着手简体字的方案。于坚痛心地说：“五四的激进革命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到中国经验那些深厚的方面。”     可是，尽管简体字绝非尽善尽美，倘若冷静下来，审视一下简体字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简体字的功绩恐亦难抹杀。简体字简便易学，是入门佳器，学会了“一”，再去学“壹”，对于成年人来说易如反掌，但要一个一年级儿童去记忆“壹”这样繁复的汉字，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大陆文学传统和台湾文学传统的差异之处，更大的在于毛文体与蒋公体——一种文白相间的五四白话文——之间的差异。携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毛文体其表述方式更为口语化，将五四文学的革命性推向极致，并经由政体的推行而成为全民思考和书写的范文，显然，《毛泽东选集》要比《鲁迅全集》更深刻地影响了大陆公民的书写习惯。     蒋公体保留了一些文言文的习惯，是一种改造不彻底的白话文，此文体统治台湾60年，在文学上当然出现了不少名家。朱天文、朱天心追随胡兰成的“三三体”；李敖、柏杨嬉笑怒骂的杂文小说都让人一见难忘。但这并不表示台湾文学就高于大陆文学，两者各有人生的历练，各有文学观念的转化变异，简单地说港台文学高于大陆文学，或者反过来，都是一种草率的论断。     简体字的问题是将文字简化为一个工具，繁体字在笔画之间保留的中国古典意蕴和深刻的哲学思考确实在简化过程中遭遇了一些“腰斩”甚至“凌迟”之苦，但绝非完全丧失。不要认为书写繁体字的人就一定懂得繁体字的含义，因为书写繁体字“愛”，而不是无心的简体字“爱”，所以他们就会比简体字书写者更多一份爱心，此逻辑恐怕连台湾同胞自己都不会相信。     文字的使用，更多的是以符号的形式出现，无论简繁。追问文字背后意义的永远是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无关。而识繁书简的意义在于，让更多只知道将文字作为工具的人们了解文字本身所运载的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使得精英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成为全民学习的对象，这是一桩福及全民的文化大工程，值得大陆的教育专家仔细考虑和论证。     至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意义，既然可以一国两制，文字的书写又何尝不可以简繁共存？同根同源的华夏文明，不会因为简繁之争而消弥交流的热情，而最终的融合和新标准制定的任务就交给政治家们去思考吧。

日期：[ 2009-06-24 ] 阅读：4529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ｑ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节，ｃｈ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节文的研究》（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于省吾《鄂君ｑǐ＠①节考释》(1963)（注：《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鄂君ｑǐ＠①节考》（注：《文物菁华》，第二辑。）、《谈鄂君ｑ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节考（八篇）》(1989)（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吴振武《鄂君ｑǐ＠①节“＠③”字解》(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李零《古文字杂识》(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前后，赵世纲(1998)（注：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李零（1981、1996）（注：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伍士谦(1984)（注：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张亚初(1985（注：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ｓūｎ＠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由于它与王ｓūｎ＠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孙启康(1983)（注：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刘彬徽(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均指出其当为楚器。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ｗěｉ＠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孙诰”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孙敖”。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午的人。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此器孙诒让（注：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王国维（注：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后经李零(1993)（注：李零《楚公逆ｂó＠(14)》。《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黄锡全(1991)（注：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曹锦炎(1992)（注：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1995)（注：《文物》1995年第2期。）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1995)（注：《考古》1995年第2期。）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12)章ｂó＠(14)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12)章ｂó＠(14)铭基本相同。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1990)（注：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此后王冠英(1990)（注：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刘彬徽(1994)（注：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黄锡全(1996)（注：《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15)印书馆1999。）、何琳仪(1998)（注：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ｓｈū＠(16)也”。“ｓｈū＠(16)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17)壶、＠(18)陵君豆等铜器，＠(19)（燕）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1984)（注：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一、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三、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四、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1945年春印行。）始行于世。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帛书才广为人知。此后数年间，陈ｐáｎ＠(20)(1953)（注：陈ｐáｎ＠(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郭沫若(1953)（注：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饶宗颐(1954)（注：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日本］平凡社，1954年。）、董作宾（注：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文物》1960年第7期。），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文物》1964年。），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都是重要收获。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1966年3月。），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28册。1968年。），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陈ｐáｎ＠(20)《楚缯书疏证》(1968)（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广为学者采用。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　　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1985)（注：《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高明《楚国缯书研究》(1985)（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1986)（注：中华书局1986。）、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1986)（注：《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1986)（注：《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等。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作结。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ｗàｎ＠(23)”、“éｒ＠(24)”二字的读法》(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文物》1992年第11期。）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文物》1990年第11期。）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群联出版社，1955。）、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文物》1976年第6期。），《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齐鲁书社，1995。）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一、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1991年包山楚简（注：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1995年九店楚简（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1998年郭店楚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一）（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让学者眼界大开。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湖南慈利楚简（注：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河南新蔡楚简（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二、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ｚｈǒｎｇ＠(28)楚墓》附录2。文物出版社1996年4月。），裘锡圭、李家浩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注：见《曾侯乙墓》附录1。1999。），李家浩的九店竹简的《释文与考释》(2000)（注：见《九店楚简》。）是其中的精品。北大的这三位学者在楚简的整理和考释方面，成就卓越。彭浩等人的《郭店楚简》（注：见《郭店楚墓竹简》。）的释文与注释也作得很好，言简意赅、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释字成果，再加上裘锡圭按语，更如锦上添花。　　三、涌现出一大批考释文章，新人倍出。　　遣册简文字的考释有新的突破。李家浩一系列遣册简的研究文章，结合文献和出土实物，每考一字，皆穷究音义，详论名物，甚为精确，令人信服。《仰天湖简十二号考释》(1993)（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一）》，中华书局，1993。）、《包山楚简研究（五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3。）、《包山266号简所记木器研究》(1994)（注：《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信阳简中的“＠(29)枳”》(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信阳楚简“乐人之器”研究》(1998)（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楚简中的袷衣》(1999)（注：《中国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等都各有发明，代表着遣策简研究的最高成就。　　《包山楚简》公布不久，便涌现出一批补释文章。在文字考释方面，吉林大学师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林ｙúｎ＠(30)《包山楚简札记七则》(1992)（注：《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1992)（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九届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1993)（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1993)（注：《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李天虹《包山楚简释文补正》(1993)（注：《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白于蓝《包山楚简拾零》(1996)（注：《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包山楚简补释》(2001)（注：《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又有《包山楚简补释》，《中国文字》新27期，［台北］艺文印书馆。）、徐再国《包山楚简考释四则》(1996)（注：《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文集》。）等对误释文字都有所订正。　　黄锡全《包山楚简部分释文校释》(1992)（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李零《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1993)（注：《中国典籍文化论丛（一）》1993。）、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1993)（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李家浩《包山楚简“＠(31)”字及其相关之字》(1997)（注：《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997。）赵平安《释包山楚简中的“”和“＠(32)”》(1998)（注：《考古》1998年第5期。）都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　　对于信阳竹书也有了新认识。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1990)（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出版社，1990。）、杨泽生《信阳楚简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2001)（注：《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都有新的创获。　　九店楚简在发掘报告中只作了释文。刘乐贤（1996、1998）（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饶宗颐(1996)（注：饶宗颐《说九店楚简之武夷（君）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4期。）、陈松长(1997)（注：陈松长《九店楚简释读札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李守奎（1997、2001、2002）（注：李守奎《江陵九店56号墓竹简考释四则》，《江汉考古》1997年第四期。《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按，此文定稿于1997年，《吉林大学学报》原拟用稿，后因故改刊。］《〈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上海大学新出土文物与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7月。）、李零(1999)（注：李零《读九店楚简〈日书〉》，《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又载《中国方术续考》附录，东方出版社2001。）、周凤五(2001)（注：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续有苴补。李家浩所作详细的释文与考释在2000年出版。由于这批竹简保存不好，字多漫漶。继续深入研究，有些字或可释出。　　郭店楚简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是以往所发现楚简无可无比拟的。它保存良好，字迹清晰，篇幅大多完整。《老子》与《缁衣》与典籍文献可以互相对照；《五行》也可与马王堆帛书相比较。一些过去不释或误解的字得到确解。有关郭店简研究的文章佳作纷呈，目不暇给。仅是从文字考释方面来看，北京有裘锡圭、李零、李家浩，李学勤、赵平安、黄锡全等；东北有林ｙúｎ＠(30)、汤余惠等；华东有何琳义、黄德宽、刘信芳、徐在国等；华南有刘钊、陈伟武、白于蓝等；华中有陈伟、彭浩、李天虹、施谢捷等；港台有饶宗颐、张光裕、周凤五、林素清、颜世铉、许学仁、袁国华等。他们都佳作频出，各有可观。对于郭店楚简文字的研究状况，另有专文综述。　　综考楚简文字的论文不少，也不乏佳作。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1997)（注：刘乐贤《楚文字杂识（七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ｊｉàｏ＠(33)议》(1997)（注：陈伟武《战国楚简考释议ｊｉàｏ＠(33)议》，《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徐再国《楚简文字拾零》(1997)（注：《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楚简文字新释》(1998)（注：《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刘钊《释楚简中的“＠(34)”（缪）字》(1999)（注：《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以及从“昆”之字》(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颜世铉《楚简文字补释》(1999)（注：《中国文字》新25期，1999。），施谢捷《释楚简文字中的悚字》2002（注：《古文字研究》，2002。），李守奎《楚简文字四考》(2002)（注：《中国文字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等文章都言不虚发，各有所得。　　部分上博简的公布(2001)，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对二十一世纪新公布材料的研究情况，我们的介绍暂且从略。　　四、竹简文字编的编著　　古文字编是以简明扼要的形式集中表现释字成果的著作。文字编不能是资料的简单排比，它必须及时反应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著者新见。古文字编专业性很强，它是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的学术著作。　　二十世纪公布的竹简文字大都已被收入各种不同类型文字编中。古文字编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某一批材料为对象“单编”，一类是以几批材料为对象的“汇编”。张光裕、袁国华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1999)（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都是原字剪贴，有字必收，下附辞例，甚便使用。这些字编成书很快，释字基本上以公布材料的释文为准。篇幅庞大，内地一般学者案头难备。张守中等人的《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注：文物出版社，1996。）、《郭店楚简文字编》(1999)（注：文物出版社，2000。）简单明了，字形清晰。但释字或有疏误，白于蓝已有专文订正(2000)。白于蓝硕士学位论文《包山楚简文字编》(1995)释字精审，多有创获，但未能公开出版，流布不广。张光裕、黄锡全、滕壬生主编的《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也可归入楚文字之列。全书摹释精确，体例完备，很好地补救了曾侯乙墓竹简照片模糊不清之弊。　　汇编形式的字编常常是简、帛合编。葛英会、彭浩的《楚简帛文字编》(1992)（注：日本东京书店，1992。）成书较早，在日本出版，中国内地罕见，影响不大。滕壬生的《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是重要的资料汇编。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资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尚未公布的出自湖北江陵天星观、秦家嘴、范家坡、砖瓦厂等六批竹简，在这里首次露面，这是本书的最大看点。二是收字丰富，下附辞例，甚便读者。三是摹写认真，字形基本可信。但此书对最新研究成果吸收不够充分，释字或有疏误。李零长文《读楚系简帛文字编》(1999)（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辑，文物出版社，1999。）对书中不足多有订正。　　郭若愚的《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是仰天湖和信阳两批竹简的文字汇编。全书摹写很好。由于成书较早，限于种种条件，释字上没有突破。　　文字编是基础工作，但如果对文字不作深入研究，只是堆砌材料，粗制滥造，不仅会大大降低其自身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而且使对这一类著作的信誉受到伤害，不可不慎。　　从理论上探讨楚文字的构形、特点、流变等的论著不很丰富。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研究》(1997)（注：岳麓书杜，1997。）是这方面的力作。全书对楚文字的构形分析细致，凸现楚文字特点，对文字理论很有贡献。   楚国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的研究综述 古玺文字在战国竹简问世之前，算得上是战国文字的大宗。自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1981)《古玺文编》(1981)问世，就越发引人注目。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其分类修订》(1983)（注：《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古玺汇编〉校订》(1984)（注：《〈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把古玺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战国文字研究贡献十分突出。　　对楚国玺印文字的考释，多散见于战国玺印文字丛考及在其它古文字考释中。专门讨论楚玺的论著并不很多，李学勤《楚国夫人玺与战国时的江陵(1982)（注：《江汉论坛》1982年第7期。）、《“＠(35)”字与真山楚官玺》(2001)（注：《国学研究》第8卷。）、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楚国官印考释》（注：《语言研究》1987年第1期。），汤余惠《楚玺两考》(1984)（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郑超《楚国官玺考述》(1986)（注：《文物研究》第2期，1986。），刘钊《楚玺考释六篇》(1999)（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林清源《楚国官玺考释（五篇）》(1997)（注：《中国文字》新22期，1997年。），肖毅《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2001)（注：《江汉考古》2001年第2期。），何琳仪《楚官玺杂识》(2002)（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或考字形或考官制，各有所获。　　在古玺研究的各种论著中，论及楚玺内容，考释楚玺文字的很多，有些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限于篇幅，在此引述从略。　　把楚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深入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楚玺材料不断增加，传世的、出土的续有面世；二是研究成果也有了较丰富的积累。我们期待着一部《楚玺研究》之类的著作早日问世。　　楚国货币品类不是很多，货币文字数量也不很大。主要的论著有李家浩《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1973)（注：《考古》1973年第3期。）、骈宇骞《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1986)（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79。）。陈剑《释“＠(36)”》(2002)（注：《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2002。）楚国货币文字拓本集中收录在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中。黄锡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释文校正》(1992)（注：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一文对其中释文错误详加考正。　　楚国文字中虽然还有棺木烙印，马甲刻文，木剑墨书、陶文封泥，但都是只言片语，十分有限。对他们的研究很少专门论著，在此就不再详述。   楚文字的综合研究综述 　　第一篇把战国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予以专文论述的是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1959)，这是战国文字研究的奠基之作。文章把战国文字分为五系，分别论述，楚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楚文字综合研究的开端。战国文字发展到今天，已是古文字中最具活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1989)、《战国古文字典》(1998)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2001)皆为煌煌巨著，由此可见战国文字研究迅猛发展之一斑。这些战国文字综合性研究论著中，都有关于楚文字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在后二种大作中，楚文字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但是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论著并不很多。据介绍，台湾许学仁的硕士论文是《先秦楚文字研究》(1979)（注：另据有关文章的引文可知，台湾另有林清源《楚国文字构形研究》，东海大学博士论文，1997：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这是我们知道较早的楚文字专论，惜未见其稿。内地有些学者也开始一些探索。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1990)（注：《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陈松长《楚系文字与楚国风俗》(1990)（注：《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2000)（注：《古文字研究》第22期，2000。）等文或未能展开，或浅尝辄止。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单薄。　　象曾宪通《楚文字释丛》(1996)（注：《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刘钊《释愠》(1998)（注：《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这样的综考楚文字的文章收获颇丰，而且愈见其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楚文字研究的深入，不仅楚国铜器、简帛等疑难字考释有所突破，而且也推进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研究。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2000)（注：《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据楚简中的“视”区别出金文、甲骨文中的“见”和“视”；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中的“娩＠(37)”》(2001)（注：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37)”——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释“＠(38)”及相关诸字——论两周时代的职官“＠(39)”》(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达”字两系说——兼释甲骨文所谓“途”和齐金文中所谓“造”字》(2001)（注：《中国文字》新27期，2001。）、刘钊《利用郭店楚简字形考释金文一例》(2001)（注：《古文字研究》第24期。）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楚文字的大量发现，为考释甲骨文和金文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楚文字的深入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传抄古文和隶定古文的认识。黄锡全的《汗简注释》（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徐再国的《隶定古文疏证》(2002)（注：《隶定古文疏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都引用了大量的楚文字材料。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尚待深入，有必要专门就战国楚文字与传钞古文、隶定古文作比较研究。八十年的楚文字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已公布的材料，尚有很宽广的研究余地，即将陆续公布的材料，研究范围更无法估量，楚文字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以为下列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对现有材料需要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字形的整理和研究，各批资料单独字编要继续做好，可见楚文字全貌的《楚文字编》也十分重要。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楚文字编》(1997)把楚文字各种载体上的文字综合整理，汇为一编。此稿经修订增补，即将出版。抛砖引玉，希望对楚文字研究有所补益。　　二、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应当汇聚整理成《楚文字诂林》，以便学者。　　三、继续扩展楚文字的研究范围，以楚文字考释成果为契机，上探甲骨文、金文，下究传抄古文、隶定古文，互求互证，把古文字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注重与其它四系战国文字的比较，充分揭示楚文字的特点。　　五、把楚文字做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系统研究，及早弥补、充实楚文字理论研究这一薄弱环节。　　六、及时公布新材料，促进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收稿日期］2002-10-07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启的繁体　　　　＠②原字车的繁体　　　　＠③原字舟加（夸中去二）　　　　＠④原字舟加宗　　　　＠⑤原字为的繁体加阝　　　　＠⑥原字孙的繁体　　　　＠⑦原字黑加敢　　　　＠⑧原字亻加朋　　　　＠⑨原字邋去辶　　　　＠⑩原字艹下加为的繁体　　　　＠(11)原字猎的繁体　　　　＠(12)原字今下加酉　　　　＠(13)原字钟的繁体　　　　＠(14)原字金加（傅去亻）　　　　＠(15)原字亻加文　　　　＠(16)原字书的繁体　　　　＠(17)原字血加阝　　　　＠(18)原字我加阝　　　　＠(19)原字宴去宀加阝　　　　＠(20)原字般下加木　　　　＠(21)原字虎去几加豆　　　　＠(22)原字臼下加工　　　　＠(23)原字万的繁体　　　　＠(24)原字儿的繁体　　　　＠(25)原字夸中去二　　　　＠(26)原字香加覃　　　　＠(27)原字眷去目　　　　＠(28)原字王加冢　　　　＠(29)原字木加（沛去氵）　　　　＠(30)原字氵加云　　　　＠(31)原字笙下去生加敝　　　　＠(32)原字辶内加（廿下加币）　　　　＠(33)原字觏去见加斗　　　　＠(34)原字纟的繁体加穆　　　　＠(35)原字木加豆　　　　＠(36)原字殿去殳　　　　＠(37)原字女加力　　　　＠(38)原字沈去氵下加臼　　　　＠(39)原字酉（加沈去氵下加皿）

日期：[ 2009-01-22 ] 阅读：4976

    迄今为止，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为了解决夏商周断代问题，中国政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决定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试图通过采用考古开发、文献解读和现代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攻克这一难题。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11月9日，课题组领导和首席科学家们在北京正式举行“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从而给出了“三代”纪年的一个大概框架： 夏：    公元前2070年-1600年  商：    公元前1600年-1046年 西周：  公元前1046年-771年     当然，由于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绩，商后期到西周这段时间的年代区分比较详细一些，商前期至夏始年的年代确定由于文献记载的分歧和碳十四测年技术本身的误差范围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国际汉学界，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是神话还是历史？这些问题始终还都是疑问。在国内史学界，夏朝的文字在哪里？夏朝的都城在哪里？这些问题也在时时地困扰着相关的学者们。     笔者最近在《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一文当中对于陶寺遗存当中的一个残破扁壶上的文字进行了识读，2007年6月22日晚上，笔者在阅读由李学勤主编、孟世凯副主编、詹子庆写作的《夏史与夏代文明》[1]一书的第四章时，突然受到启发，发现这个残破扁壶应该是大禹家族或国号相关的物品，那么，发现这个物品的地点附近就一定是早期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而陶寺附近发现的都城，应与大禹有关。     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测定扁壶及其发现地的其他物品的碳十四含量，就有可能得到更可靠的夏始年的测年结果，关于夏朝的“神话说”就会破产，相关的历史文献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 （一） 为什么说扁壶是大禹的家族用品？     对于陶寺文化这个扁壶上的两个字，学界对于“文”字的释读早已没有疑问，但是，对另外一个“字符”的释读则自出土的二十多年来始终没有结果，一直被当作一个“原始卦象符号” [2]来对待。笔者认为，这个字是“是”字，用为“氏”，且早于“氏”，即应为“氏”的本字，字义来自古代先民的尊天崇日情节。[3]或者说，古人最早对于不同氏族的人们的区别就来自于“是”与“不是”的判断。     笔者注意到，《夏史与夏代文明》第四章引用了《大戴礼记•帝系》及《山海经•海内经》的两句话：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     “皇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海内经》）     这两句话当中的句读很有学问，大概是作者认为“鲧产文命是为禹”与“白马是为鲧”不可以断为“鲧产文命，是为禹”和“白马，是为鲧”，所以就没有加标点。笔者由于此前对“是”字的古义进行了研究，认为上古作为判断词的“是”在用于句首时是具有“代词+系词”的特点的，不是孤立的代词，所以，认为“是为禹”和“是为鲧”的句读方式是有问题的，现行的古汉语语法对于这一点的处理有误解，但是，像引文这样干脆不加任何标点，句意也是模糊的，所以，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笔者感觉到，这里的“是”就应该释为“氏”。于是核对了笔者手头的《大戴礼记•帝系》原文：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勳，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象产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娄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疪，为戚章王。……[4]     笔者将这段文字当中的“是”标为蓝色；“氏”标为红色；“为”标为绿色，是为了便于比较说明的缘故。应该说明的是，笔者为了说明问题，只摘取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文句，引文有删节。从文中可以看出，“是”与“氏”是混用的，那么，这里就有这样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底是“是”从“氏”还是“氏”从“是”呢？这其实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老大难问题。王引之认为“谓之嫘祖”一句的“氏”应该属于下文，即：“氏产青阳”之“氏”读为“是”，这就等于将“氏”（是）当作代词看待。俞樾认为，上文有“是为帝喾”、“是为帝尧”的用法，下文有“是为昆吾”、“是为参胡”的用法，本篇“是”字共出现十一次，都不假借“氏”字，为什么“是产”的“是”要假借“氏”字呢？因此，他认为这里的“氏”字应该上读（即放在所添加的逗号前面），称为“嫘祖氏”为好。该书的主要作者黄怀信先生认为，这个“氏”不必读为“是”，从而否定了王引之等人的说法，采用了俞樾的说法。     笔者以为，对于原文用“氏”的地方，明确其不为“指示代词”“是”是正确的，可是，对于其他地方的十一个“是”，确定其为“指示代词”就有很大问题。从作者的句读来看，显然是将“是”看作“指示代词”了，但是，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上古的“是”从来不独具“指示代词”的作用，而是在句首时起“代词+系词”的作用，那么，“是为”放在一起就有两个具有重复的“系词”系词功能的字同时出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所有的“是”都应该“上读”，即文中所有的“是”都应该释为“氏”：     少典产轩辕是（氏），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氏），为帝喾。帝喾产放勳是（氏），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氏），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氏），为帝舜；及象产敖。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氏），为禹。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娄鲧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疪，为戚章王。……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到陶寺的扁壶上来：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词组，不可能为系词，说明这个“是”所起的作用与“氏”无异。从帝尧可以称为陶唐氏；帝舜可以称为有虞氏等来看，禹被称为文命氏也无可厚非。史书上关于“XX氏”的称法有些混乱，比如《史记》有“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又说：“有土德之瑞，故号皇帝。”司马迁将“轩辕”称为“名”，而将“黄帝”称为“号”，说明人们在汉代就有将古人名号混淆的倾向。比如，对“少典”到底是人还是国号，汪照引《索引》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笔者以为，三代凡以“氏”（是）称谓者，都是古帝王的谥号，从《大戴礼记•帝系》上面的引文来看，凡不是帝王的，均不加“是”字，就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对于禹的父亲鲧就没有加“是”，说明这其中是有分寸的。《史记》、《尚书》和《大戴礼记》等文献都认为禹“名”“文命”，这绝不是偶然的、毫无根据的。《山海经》曾经以神话的方式这样描写鲧和禹的治水过程：“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这里两次提到“命”，一次提到“令”（古“命”与“令”同源），说明“文命”不是禹的名字，而是谥号，即禹的后人在禹逝世之后，根据他的治水功绩和当时人们的信仰，用“文命”号之。许慎在《说文》中曾经以：“错画也，象交文”来解释“文”，被普遍理解为“文”字的笔画具有交叉的特点，像交错的花纹的样子。其实，这是可以商榷的，“错”通“措”，“错画”完全可以理解为“想方设法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意思。“象交”二字可以说明这一点：“象”是模拟、效仿的意思，交是托付的意思，因此“象交”就是“按照某人意旨完成某事”的意思。“文命”正是指大禹的一生按照“帝”的旨意完成了治水大业的意思。如此来看，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都是“谥号”，表明这几个人的历史功绩，而不是人名。王国维曾经提出过考古学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为学界所广泛接受，我们不妨探讨一下陶寺扁壶是否能够起到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图1可以看出，扁壶在“文”和“是”之间恰好破损，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里可能丢掉了一个字：“命”。由于这个字处于扁壶的较窄的面上，接近颈部又有较长的斜面，这个字的位置有可能较“文”偏下。此外，甲骨文“命”与“令”为同一个字：“ ”，“文命”实际上有可能是“文令”。由于我们见不到实物，只能从照片做一点探讨，这就很有局限性，然而，这种探讨也是必要的。图2是图1的局部，用绿线圈起来的部分似乎存有红色笔画痕迹，而且，这个痕迹与“命”字右上和右下部分的笔画特点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图3中，我们将其中的“文”字以1：1的比例复制到缺口处，这样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我们说这里缺少一个字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扁壶上仅仅有两个字，写成阴阳文（有文章说“是”字也是“朱书”）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相反，如果它上面有三个字，为了区别多字谥号与表示“氏”的“是”字的区别，写成阴阳文就顺理成章了。 （二） 为什么说陶寺附近是大禹曾经住过的都城？     如前所述，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仅可以上溯至西周共和元年，所以，学界许多学者一度持有“东周以上无史”的观点。具体到一部“夏史”，则更是长期处于“传说”还是“信史”的混沌之中。甚至连历史上有否大禹其人也是有人持怀疑态度的。顾颉刚先生就曾经认为禹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而不是人。     关于夏人最早的活动地域，也是众说纷纭。据《夏史与夏代文明》一书的介绍，关于这一点，学界目前至少存在五种不同的观点：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地区说和四川说。占主流的观点是豫西说，这也是该书作者所赞同的观点，“其文献依据是：《逸周书•度邑》（《史记•周本纪》同）：‘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是指伊水、洛水之间。另外，依据文献‘禹居阳城’、‘禹居阳翟’说，前者考证为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这里发现王城岗遗址，出土印上‘阳城仓器’戳记的陶器），而后者考证为今河南禹州市。考古学家认为：豫西一带分布着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它们都是属于夏文化性质。” [5]关于其他几种观点，因为离题太远，笔者不予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该书的有关章节。而对于晋南说，笔者将在本人的论证当中一并叙及。     陶寺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境内，正是“晋南”地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许多重大发现。朱乃诚用“‘王者’风范”、“王气”等词汇来描述陶寺遗址墓主的地位，因为仅在“1978-1985年的第一个发掘阶段中就发现距今3950-4550年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6座大墓（一说9座，可能发现有先后所致——笔者注）的随葬品，有鼍鼓、土鼓、特磬、列刀、彩绘陶器、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木器等大批礼乐器”。[6]苏秉琦指出，陶寺遗址就是一处古城，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7]     陶寺扁壶的年代当然也处于这个时间范围之中，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写有“文（命）是”的扁壶就是大禹家族的用品，那么，夏代的发源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机会见到原物，手头的资料无法说明它确切的出土地点，是墓葬还是古城遗址？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是前者，我们有机会证明这个墓就是大禹墓，而其他几座大墓则有可能是其他五帝当中某些大人物的墓地，这样，夏文化的起源问题就水落石出了。对于扁壶进行碳十四测年，则可以确定夏朝的大致起始年代，因为一般认为是启建立了夏朝，而不是禹。     以大半生时间致力于《尚书》研究的刘起釪先生是晋南说的积极倡导者，他以雄厚的训诂功底对“夏”、“华”、“华夏”、“夏墟”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针对许慎《说文解字》的“夏，中国之人也”，他以雄辩的论据说明“夏是冀州之人”，而且，冀州的原始地境在晋南。这个结论排除了许慎之“中国”的广泛概念，将最初的中国文化发源地集中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之内，这应该是符合四千年以前的实际情况的。他进一步论证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即夏文化的中心最早是在晋南，后来才扩展到河南西部地区。《国语•周语下》认为：“其在有虞，又崇伯鲧。”韦昭在注中认为，“崇”就是嵩山，所以许多学者据此采纳豫西说，刘起釪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他根据高炜、高天麟、张海岱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肯定所谓的“崇山”不是嵩山，而是晋南襄汾东南的塔儿山。[8]     关于陶寺遗存的族属问题，高炜认为：“陶寺类型文化是黄河中游文化摇篮固有的古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于陶寺墓地的人骨鉴定，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确定陶寺遗存的族属，但有些出土物为探讨族属问题提供了线索，其中以彩绘蟠龙陶盘最为重要。从出土情况看，龙盘的规格很高。” [9]这说明，对于陶寺遗存，大家都认为其不简单，有“王气”，但是唯一缺乏的就是文字方面的证据：这个或这些王者是谁？。     说起来，陶寺扁壶的出土也有二、三十年了，但是，由于长时间以来，“是”字没有被识别出来，严重影响了陶寺遗存族属问题的确定，而今，我们已经清楚这个“是”就是“氏”，为陶寺族属的确定找到了十分有利的证据。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文（命）是”当中那个“命”在陶罐上存在，但是，考虑到古人对帝王姓氏的尊重以及当时姓氏不可能复杂化（比如，那时不可能有“百家姓”）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在一个相对广泛的地域不可能有相互不认识的、不知道有否亲族关系的同姓人家的情况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一个“文”字也足以说明这个扁壶与大禹家族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认为尚没有找到夏文字的情况下，仅有的两个与“夏文字”直接相关的字竟然与大禹的别号有三分之二的相关度，这是十分说明问题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文字普及程度一定相当有限，能够写出不次于甲骨文、楚简文字水平的“文”字和具有相当熟练度、具有行书特征的“是”字的人，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他必定是一个皇家御用的“知识分子”。     因此，陶寺扁壶文字对于夏文化起源于晋南说来说，是一个比其他出土文物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反之，其他发现对于陶寺扁壶为大禹家族用品说提供了辅助性的证据，因为它们无不显示陶寺文化的“王者”特征。 （三） 其他可能性    这里讲“其他可能性”，不是对自己结论的一种怀疑或否定，而是指与本文结论可以兼容的某些其他可能性。在距今3950-4550年这个为时长达600年的时间段中，陶寺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与大禹有关的历史处于晚期。因此，在大禹以前这里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猜测。     王文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文化遗存，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可能与帝尧的时代有关。他认为，陶寺遗存的地望、年代和陶唐氏的地望、年代基本相符[10]。作者从多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现在看来，在同一个地望、600年的时间里，如果说禹的祖先也曾经生活在这里，当然毫不过分。     潘继安最近在《考古与文物》发表一篇题为《陶寺遗址为皇帝及帝喾之都考》，文章以“尧都平阳”说为标的，列出多种“证据”对其进行否定，并从多方面论证陶寺遗存为皇帝及帝喾之都。[11] 按照《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12]的标示，从黄帝到禹之间，也不过历时400年左右，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的世系关系推算，时间更短，因此笔者以为，重要的不是争论陶寺遗存到底属于黄帝、帝喾、尧、舜还是禹，而应该致力于分清哪一期的哪些文物属于这些帝王当中的哪一位所在的时代。 （四） 结论     在认识了陶寺扁壶上的“是”字的基础上，笔者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认为该扁壶上的字应该是“文（命）是”，即大禹的别（谥）号“文命氏”；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夏文化始于晋南说，认为其他考古发现和扁壶上的文字支持这一观点。不仅如此，各种关系在时间和地点上也是出奇地互相吻合，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通过这样的论证，我们可以知道许多传世文献关于黄帝、尧、舜、禹的记载是可信的。本研究对于进一步确定夏商周历史纪年有促进作用，对于确定上古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1]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61-71页 [2]郑若葵：《解字说文》，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82页 [3]王连成：《也谈古汉语系词的产生和发展》，简帛研究网站（http://www.jianbo.org）2007年7月17日 [4]黄怀信主撰；孔立德、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下，三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777-806页 [5]同[1]，第12页 [6]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0页 [7]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8]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2页 [9]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0]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3页 [11]潘继安：《陶寺遗址为皇帝及帝喾之都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56-61页 [12]张伯镇编著：《中国历史演变长卷图示》，成都地图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页 [2007年6月24日16：53初稿]

日期：[ 2009-01-22 ] 阅读：4490

一、书法教育的主要内容     书法教育，有“学问”的层面；有“术业”的层面。所谓“学”的层面可分为书之内的学问和书之外的学问。书法之内的学问可分书史与书论；不谙熟书法史、论，则无以言书法的学问。书法之外的学问则有义理、词章、考据诸学。苏轼书法，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今人书法内涵匮乏，盖多因学问不足。此亦杨守敬《学书迩言》所特标“学富”一条的意义所在。     所谓“术”的层面可分为技法的知识与训练；应用的范围与方法。     1、技法训练：指书法之内诸种书体的知识与训练，主要是解决一个对“书写痕迹”的熟谙，也是一个对书写工具征服材料的体验。用笔与间架自是主干，而笔墨、刀刻、熔铸，亦有书写工具与书写所用材料的关系之把握。工具对材料的征服，是“技”的问题；用笔与间架的熟谙，是“法”的问题。“技”与“法”，对应的是人体与人心，技法的学习与熟练，是一个人体与人心由“可能”向“能”的转换过程。向着某种艺术活动目标的“可能”与“能”的转换，就是某种艺术技法掌握的过程。技法训练，包括对诸种书体技法知识的了解与技法实践的体认。技法知识熟谙于心，技法实践了然于手。此之谓“能”。     2、应用领域：应用的范围与方法，可分为鉴藏与经营。     书法教育，或者说书画教育，其目的是培养艺术工作者，而所谓“艺术工作者”又包括艺术创作者、艺术领域的管理者和艺术品经营者，此后二者，应属文化产业范畴，也是书法教育（书画教育）在应用领域所应拓展的教育空间。这里，主要的教育内容应是艺术品文化价值的积蓄与周转。所以，鉴藏与经营方面的方面的知识与实践，亦应纳入书法教育的课程内容中去。     基于上述论列，本文选择两个点略说文字学在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中的意义，一是从“学”的角度，一是从“用”的角度。 二、文字学在书法教育中的位置     首先要明确一点，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和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不是一回事。文字与书法的关系密切是不待言的；文字学与书法的关系比较发杂。     书法是有意味的汉字书写，自与文字关系紧密。     文字学是古所谓“小学”之一科，汉字是“形”“音”“义”的组合，“文字学”对应字形方面；“音韵学”对应字音方面；“训诂学”对应字义方面。就书法之书写的特质而言，它与文字学之字形研究更比音韵学与训诂学关系近一些。     学习书法，首先应该是取径的问题，即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好看的问题。无论站在批评的角度还是站在教学的角度，汉魏时的人们更多地关注线条而忽略结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线条是属于书法的，而结构是属于文字（或与书法共同占有）的。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结构的审美价值的开掘，当然这已完全不是“返祖”文字构成式的研究了，而是一种以造形原则为起点进行视觉分析式的地道的艺术研究。基于此种研究，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谈书法技法学习的言论中，对于结体的重视可以说与对用笔的重视提到了同等高度。结体的学习亦成为学书者的重要途径。从学习书法的取径上看，笔法与字形，亦即线条的运用与结构的安排应是同等重要的。至于古书论中有言用笔第一，间架次之者，有言先学间架，间架既明，则学用笔者，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古人非要从中论出这两个取径孰为高下，而是说这两者在学习书法时不可能轻忽其一。不谈用笔，不谈间架，或取一舍一，皆不可言学书。     “用笔”与“间架”都是文字书写与书法创作的基本问题，但各自的评价标准有差异。比如间架，文字书写清楚就可以，书法创作就得好看才行。所谓古人的“书法作品”，初无书法创作意识的，就是在写字，目的是记录与传通，有些写得好看，就留下来，传开去，成了后世临摹的典范，这就成了“书法”了。     书法最早是从书写来的，“书”的是文字（汉字），从文字的角度说，用笔，亦即书写痕迹、线条运行，都是文字天然具备的；间架，亦即结构关系、线条搭配，也是文字天然具备的。所以说书法与文字的关系紧密。但是无论书法还是书写，总要写字、句、段、篇。那么这字的形音义就都在里面了，唐代书家徐浩之子有《笔法》一文，尝言：“夫欲书先当想，看所书一纸之中是何字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目相称于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有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然后下笔，自然容与徘徊，意态雄逸。不得临时无法，任笔所成。”这个“欲书先当想” 、“预于心中布置”的内容是综合的，字句言语，就不只是一个字形对作者的影响，字义字音也会产生影响力的，除非你只是抄书，否则书写内容对你的影响就是全方位的，而文字的形音义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比如苏轼在翰林院写陶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极为畅快，那只是字形对他的影响么？从这儿说，文字学所研究的范畴也与书法有一些关联，但这是间接的，是融于心而自发于笔端的，一机械对应，则书趣全无。     所以，文字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书法教育中，是个应该设的课程，是书法作者学养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其知识结构中的重要构成。比如书写工具对材料的征服，传通便捷的需要与书写提速的内驱力所导致的字体的改变，这都是书法学习者对线条痕迹的体认与对线条痕迹变化的把握时所应有的知识储备。 三、文字考据在书画艺术品评价指标设置上的意义     上面是从“学”的角度谈的，这里从“用”的角度再谈一下。     我们从艺术品的价值标准入手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品的价值谁说了算？这就牵扯出一个艺术品的评价标准的问题。     艺术品（以书画作品为例）的评价标准至少有这样几个指标是绕不过去的：作品的年代；作家的知名度；作品的美学价值；同类（等）作品的数量；时趣（时代审美取向）；作品完整程度；收藏者的知名度；题识者的知名度；艺术批评领域的评价及批评者的知名度。     这里面年代的考据、作家的考据、收藏者与题识者的考据，都与考据学有关系，而这里面文字学的学问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文字学的考据功夫，艺术品的评价就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这就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     当艺术品交易中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于另一方就称之为存在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都会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在交易中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使得市场失灵。这两种途径分别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逆向选择”指的是市场交易中，因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的重要外生特征时，所发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情形。比如，在书画市场上所进行的相关交易常常出现这种情形。书画藏品的买者一般无法分辨出该物品的真实质量，有时甚至连真伪都难以区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买卖双方无法顺利进行交易，因此，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买方的调整，才有可能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由于买方对于书画艺术品的不甚了解，或者对于自己掌握的信息的不确定，所以，即使是面对一件珍品或者真品，他也不敢支付完全符合产品价值的价格，他的意愿支付只能是一种“混合价格”，这种“混合价格”等于完全知情和完全确定下的真品（珍品）的价格与赝品（次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为购得真品和赝品的概率值。毫无疑问，这一价格将低于真品的价格，如果低到真品的提供者（卖方）不愿意接受的水平，最终的结果是，只有赝品和次品可供出售。在这里，逆向选择的结果是质量较好、有保存价值的书画艺术品被赝品和次品驱逐出了市场。这样的损失不只是针对消费者个人，长此以往，扰乱的是市场的秩序，削弱的是价格对价值的表现力。同时也使书画艺术品真伪与美恶的赏鉴标准模糊化，从而导致书画艺术品价值评估的标准混乱。进而导致书画艺术品市场秩序的无规范，亦即鱼龙混杂、真伪莫辨。长此以往书画艺术品对人类影响力的品质就会降低，就会出现人所追逐的可能是伪劣艺术品，而真品与珍品却被驱逐出市场。形成一种“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局面。     “道德风险”是指交易的一方无法观察到另一方所控制和所采取的行动时，所发生的知情方故意不采取规范行为的情形。由于知情方故意不采取规避措施会招致对交易中一方的损害，这确实是一种道德缺失的行为，由此，也会引致各种风险。文化市场上的对学术品质的漠视常常就是由于委托人——代理人这一模式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带来的。比如，对书画艺术品真伪考据的隐藏、真正艺术评价的不在场的情况下将发行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委托给专业的营销机构（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代理人）去完成其销售程序。由于代理人比委托人具有更多的市场信息优势，所以很容易造成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采取的是不利于委托方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破坏性是非常明显的，经常出现书画艺术品的“意外事故”比如桃僵李代等问题，使书画艺术品的作者及收藏者自身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失，不仅是精神层面的——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的被盗用，而且也包括经济方面的巨大损失。     导致这类问题出现的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公共领域书画艺术品评价标准的不确定；二是公共领域内对书画艺术品批评的不独立。这里的所谓“不确定”与“不独立”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文字学等相关学问的不在场。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时，在课程设置上要特加强调文字学及相关学问的配置，以其学习时这类学问的在场，冀其在实践时不至于此类学问的缺席。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王强 2011年3月14日于北京

日期：[ 2011-04-26 ] 阅读：4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