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左二)在竹简鉴定现场
形制多种多样的“清华简”,竹简上文字多精整而清晰
2000多年来国人从未见到过的古文《尚书》首次出现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珍贵竹简中,这是自秦始皇焚书之后首次出现的真本古文《尚书》。国学大家王国维1928年在清华讲演时曾说,中国自古新学问的兴起常由于有新发现,在学术史上有两次“最大发现”,就是西汉“孔壁中经”和西晋“汲冢竹书”。“现在清华简的发现,足以与‘孔壁’、‘汲冢’相媲美。”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说,此次出现在竹简中多篇《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难于估计。一批珍贵竹简日前入藏清华大学。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鉴定一致认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据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 现代人重见古文《尚书》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的书指的就是《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古史的最重要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但在秦始皇焚书后大多遗失。汉朝初年,一位做过博士的儒生,凭借记忆默写出29篇《尚书》,得以传世,即世人今天所看到的“今文尚书”。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据李学勤介绍,此次清华大学入藏的这批珍贵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例如《尚书》中的名篇《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就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对“清华简”的研究可以使现代人得以重见古文《尚书》真容。
复旦大学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教授此次也赴北京对“清华简”进行观察鉴定,他表示,可以确定竹简上部分文字是《尚书》的一部分,“和现在我们读到的《尚书》版本内容有些文字出入,具体的研究则刚刚启动。”
内有《史记》未有的史事
这批竹简书中还有一篇编年体史书,体裁类似西晋时在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很多史事与传世文献并不相同。但《竹书纪年》也已流散,今日所见的“今本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伪书。
“清华简”中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记的史事。此外,竹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等,均为2000余年无人见过。
曹魏时期的三体《尚书》石刻
如何保护是世界性难题
“从今年7月份到现在,这些教授都放弃了周末和假期休息,对这些竹简进行抢救性的工作,现在他们确实非常劳累了,非常需要休息。”清华大学有关负责人昨天向早报记者介绍,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工作,至10月初,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才基本完成,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以后在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对于陆续新的发现,学校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介绍,清华收藏的这批珍贵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捐赠的。到校时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清华入藏后迅即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开展了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组织研究人员对霉变组织进行采样、化验和分析,明确霉菌的性质和种类,科学制定了积极而又稳妥的保护办法,研究人员放弃周末和假期休息,克服种种困难,最终保护住了这些珍贵的竹简。
清华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校级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出任中心主任,并建立专门工作室,聘请专家学者参与竹简研究和保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学校将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深入研究探讨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竹简文字大多精整清晰
竹或木制作的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一支一支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就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是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李学勤介绍,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
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
专家鉴定组组长、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均表示:“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东方早报》 记者 吴玉蓉石剑峰)